【案例】丁书苗“慈善免刑”是异想天开（3）

丁书苗明知自己被限制出境，意味着已成为调查对象，这时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投案自首、主动交代问题，希望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她却选择了“慈善”路径。不可否认，巨额捐款的确能让某些捐款人很快提高社会影响力，也有机会靠慈善活动接触到国家领导人，但很显然，慈善的归慈善，司法的归司法。丁书苗错估了司法独立。尽管一些地方的司法独立还有待提升，但相比过去，司法独立进步不小。从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已意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都在自觉维护司法独立。而丁书苗却幻想靠认识领导人来干预司法独立，显然是不懂法。当然，就“捐款3亿欲免刑责”这件事，丁书苗这样做也有原因：一方面是到最后或许丁书苗只剩下钱，想靠“砸钱”来搏一搏；另一方面，有关机构也给丁书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启示与思考】

丁书苗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有着高铁一姐之称的女商人为了想逃避刑事责任，竟想出通过慈善的手段提高知名度，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笔者认为这未免有些太可笑了。难道我国的法律就这么不堪一击，能被这些不法分子随便糊弄过关吗?难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只是一句空话，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难道在这些人的心里、眼里，法律不过是愚弄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吗?

《宪法》中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法》第四条也有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丁书苗却无视我国的法律。在她被监控后更加希望通过我提高知名度，以逃避司法。她前后捐款达3亿元之多，真的是“以博爱利民”、“兴企、报国、富天下”吗?她这样的伪慈善最终能如愿以偿吗?但她最终都得到了法律给她应有的处罚。

这些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得到钱财后，总想以捐款名义为日后一旦东窗事发后逃避刑事责任，又或者是为了减轻心里负担而开展一些伪慈善。捐款当然是好事，但这样的伪慈善是有目的的慈善，非法在前，捐款在后，已经违背了慈善的单纯而又美好的初衷。用非法得来的钱财来搞捐款，这样并不能改变对她两项罪行的认定。回想2009年，湖北某公司总经理邓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13万元公款，将其中3万元用于资助贫困生。原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原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在非法敛财后都开展过“扶贫”，但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让“慈善”成为他们的“避风港”。

因“热衷”慈善，丁书苗饮誉遐迩。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乐善好施，究其意图，未必在扶贫济弱，而在于脱罪。在侦查阶段她曾供述：“我想通过慈善提高社会影响力，让国家领导知道，让我自己免于刑事责任”。原国务院扶贫办官员范增玉也称：“丁急于扩大知名度，想借此认识国家领导人。”

在被调查之际，预感到会“东窗事发”，所以拿慈善搭桥，意欲结识“高层领导”，寻求新的庇护。可见，在丁书苗那里，慈善不过是块敲门砖，是晋身的阶梯，是和领导说上话的一个由头。而她的意图恐怕还是，能够由此和“高层领导”深发展，然后，让权力为她所用，给她提供安全的保障。

丁书苗之所以想到“做慈善，交贵人”，一是因为这条路上早有先行者。当年上海社保案中的商人张荣坤即为典型，他通过大手笔慈善捐赠，与陈良宇和时任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等官员攀上关系，最终在上海社保案中被爆出非法获得32亿资金。张荣坤最终下场，既说明了通过慈善攀附贵人可得巨大利益，又说明这种非法利益在法律面前的脆弱。可叹丁书苗只看到了权和利，没看到法。

再者，遇事求高官也是丁书苗一贯的发家之道。这两天人们“集体学习”了她“洗内裤”起家、结识刘志军等原铁道部高官的“秘笈”。当时她发觉危险后，选择慈善这条“终南捷径”向更高权力伸出手，完全符合她的处事逻辑。成也交结权贵，败也交结权贵，丁书苗终于在“以权搏法”的一厢情愿中输个精光。

对丁书苗案而言，想借慈善结识“领导”，换取“刑责豁免权”，是打错了算盘。法律震慑力，就该在“违法必究”、“罚当其罪”中得以重申，也可打消违法者借慈善牵线，找权力做靠山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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