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细节（3）

请干部“上楼去洗手洗澡”

在枫桥采访时，记者听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有相通之处。

以说理见长的“枫桥经验”在形成之初，并不只教育群众而“放过”基层干部。在1963年的社教运动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上楼去洗手洗澡。”就是让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干部暂时停职，检查自身问题，由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问题说清楚，群众满意了，才可以“解放下楼”，恢复工作。

记者看到一份历史档案，是当时紫薇大队一位干部“上楼洗手洗澡”的记录。详细记载了这位干部的检查和群众的发言，其中有质疑、有争辩，有反诘，有表态。看得出当时对基层干部的“洗手洗澡”绝非走过场。档案显示，对这位大队干部，各级组织的谈话就在20次以上，为了查对一笔谷子账，一直忙到深夜。

当地干部对记者说，这是一种结果比较温和，过程却具有很大压力的做法，既教育和保护了基层干部，也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现如今，有村干部说，群众民主和监督意识更加强了，干部得经常自己“洗手洗澡”，干净干事，否则这个干部根本当不下去。

新择湖村在白茅尖脚下，绍（兴）大（唐庵）公路从村前穿过。

小平头、鸡心领汗衫、圆口布鞋，杨栎夫显得很精干。“说农村没有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村很少，即使有，也可以在短时间里解决掉。”43岁的杨栎夫201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时，遗留下来的矛盾纠纷有38件，七成是土地纠纷，三成是村干部不作为、不公平引起的。”

杨栎夫说：“现在村干部不像过去那么好当，一碗水端不平，村民口水淹死你。”

“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那些陈年旧案，还邀请了镇里的‘老杨工作室’一块参与，最后一笔笔解决掉了。”他说，“村里的事就是这样，看看是小事，不马上解决，软藤缠死硬树。”

他告诉记者，这次“三改一拆”，全村一下子就拆掉了2.7万平方米，涉及167户人家，进度全镇第一。“为什么能够这样？”他停顿一下，然后自答，“就是因为我们干部公正公道，村民信服。”

新择湖村现在有两个专职调解员，都是过去的老党员、老干部，村民说他们“做事公平，判案管用”。

68岁的王仲新是这一天的当值调解员。他坐在村综合服务大厅的信访接待桌后面，面前是几张纠纷受理单。王仲新曾是合并前的择树下村党支部书记，2011年5月当起了新择湖村专职调解员。“过去村民有纠纷了，满村追着找干部，现在到这里，肯定有人。”

王仲新的调解桌上，放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群众最满意平安村”8个大字，这是杨栎夫上两天从省里捧回的。“诸暨市只此一块。”他骄傲地说。

记者掂了掂，很重。

死了也要摘掉帽子

我们在枫桥采访时，“枫桥经验“陈列馆“正在紧张布展。陈列馆放在新建的枫桥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三楼，以图片为主，有少量实物。第一展区的建筑空间仿造五六十年代的农家制式，椽梁高挑、黑瓦白墙，有历史分寸。进门右侧立着一幢小楼，一人高，三间二层。当地干部说，这仿的是60年代的枫桥区公所，“枫桥经验”的基础稿，就是在这里写下的。

但当事人的回忆与这一提法似乎有出入。当然，只是枝节上的。

1963年7月，时任浙江省公安厅研究科副科长的徐贤辅，参加了省委工作队在枫桥区进行的社教试点。徐贤辅回忆，在运动进入到“对敌斗争阶段”时，一些干部群众揭发有四类分子幻想“变天”，要求工作组在把四类分子武斗后抓走，有的甚至说对个别地主分子要“一枪两个洞”。

但经过大讨论，工作队决定依靠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四类分子就地改造，矛盾一个也不上交。

当时枫溪大队有“20多顶帽子”，有个“坏分子”汤某，公安机关把逮捕证都填好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知道后，赶到县里去“保”，说“劳改队不过几十人管，这儿有上千群众管，还怕管不住一个汤某？”。

在对敌斗争阶段基本结束后，省委工作队开始总结试点经验，决定由在枫桥蹲点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牵头抓这项工作。徐贤辅和公安厅的8位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

据徐贤辅回忆，“我们被安排在紫薇大队一户农家，这是幢三间二层木房，户主让出楼上两间，作为我们8位同志住宿、办公之用。”徐贤辅说，为了让他们夜里也能工作，公社特地拉了一根电线过来，装上电灯。“由于桌子不够用，有时就蹲在灶前的长凳上写材料。”

从1963年的10月8日到31日，整整干了23天，材料终于写完，标题是《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总结》。

这恐怕就是“枫桥经验”的“开山之作”。

1977年11月，时隔十年后，徐贤辅再次来到枫桥，对“四类分子”的情况进行调研。“一些村干部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早该摘帽了。”徐贤辅了解到，由于当时对摘帽有个比例限制，所以“不是表现好就可以摘掉的。”

调研结束后，徐贤辅把情况向公安部下派的干部赵明作了汇报，赵明很干脆地说，“对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百分之一百地摘。”

赵明随后带着徐贤辅又回到枫桥镇调研，公社干部向他们提到西畴大队一个地主陈某。陈某经过群众的“说理改造”，表现一直很好，公社根据群众意见，曾要求公安部门为他摘帽，但被“文革”耽误了下来。公社干部说，现在陈某已经病故了，头上还戴着“帽子”。

赵明说，“党的政策一定要兑现，该摘掉帽子的，死了也要给摘。”于是西畴大队经过群众评议，并报上级批准，摘掉了陈某“地主成分”的帽子。陈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收到父亲摘帽通知书后，非常感动，来信表示“一定要紧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还要鼓励我们的子女为社会主义出大力。”

徐贤辅回忆，一天，他和赵明到一户刚被摘掉帽子的农户家走访，鼓励他们继续好好劳动，做一个好公民。“出门后，赵明感慨地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写了一户封建家庭的衰落，我们共产党人却写了把中国主要剥削阶级彻底消灭的更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