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如何实现绿色转型（2）

影响绿色发展的因素

技术创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资源生产率，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城市对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绿色水平，依赖于正确把握影响城市资源环境消耗的关键因素。许多人相信城市发展的绿色水平可以随着技术进步而大幅度提高，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样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表象的、肤浅的。

首先，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具有绿色特征。

技术创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资源生产率，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城市对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一般来说，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诱导下，大多数企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有利于节省劳动、资本的技术创新，而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创新搁置在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技术创新中亦存在反弹效应。

反弹效应是指经济增长在持续地提高微观效率的同时，物质消耗总量不但没有明显降低，还导致了增长，因为产品层面的效率改进很有可能被更多消费的规模扩张所抵消。例如，采用效率导向的改进政策（对小汽车模式的改进）而不是效果导向的改进政策（对出行方式的改进），非但不会缓解城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反而可能加重城市的绿色危机。

再则，不能忽视城市绿色发展中的服务效率。

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有两个因素，分别是城市的资源生产率或技术效率 （单位生态投入的经济产出）和城市的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的人类发展或社会福利）。当前中国城市的生产效率大多来自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未来在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城市发展的服务效率。提高服务效率的目的，在于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满足。

提高服务效率有三条路径：一是提高产品与物质设施的耐用性。例如，通过提供有质量的物质产品与基础设施，使城市在产品与设施规模没有扩张的情况下延长服务时间；二是更多地提供共享性的服务而不是私人性产品。例如，通过汽车共享、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定制班车等，使城市在产品数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服务；三是考虑总量控制下的公平分配。例如，在同等的物质消耗与环境影响下，选择为50位城市新移民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住所，而不鼓励一个亿万富翁建造很少利用的豪宅。由于生产效率具有技术性，服务效率具有分配性，因此服务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涉及更多的公平分配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改进。

绿色转型的战略思考

发展绿色的城市，必须注意经济系统小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小于生态系统，而不是倒过来；必须先圈定不能发展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适当的经济性开发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沿着生态足迹增大的传统路径演进的，而微观技术上的进步并不一定能有效地促使城市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新意的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

第一，绿色转型需要区分不同城市类型。

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发展采取的是物质规模与空间无限扩张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么城市绿色转型就是要实现物质规模与空间有节制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不同的城市生态发展绩效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因此可以有两种城市绿色转型战略，即基于生态优化的模式和基于理性增长的模式。

生态优化的模式，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进一步的发展要求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社会增长绝对脱钩。该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服务效率，有效利用存量满足增长的福利需求。流量只是为了补充存量的折旧。

理性增长的模式，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该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技术效率，在大幅度利用自然资本流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扩张的同时，要求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社会增长相对地脱钩。

生态优化模式适用于中国东部以及相关的优化开发地区的城市转型。理性增长模式适用于中国中西部以及相关的重点开发地区。当然，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无论什么模式都要避免走城市无限扩张的老路。

第二，绿色转型需要强调城市系统创新。

系统的城市绿色创新要注意两个方面：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各种技术创新；政府有促进绿色转型的制度创新。

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创新这两种结构性的改进方式。与此同时，要从政府管理层面解决城市绿色转型中资源消耗的规模问题，通过总量上的控制减少和消除反弹效应的影响。此外，需要通过公私合作来实现绿色治理创新，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用服务提供替代产品销售的合作形式。例如，发展能源合同管理等功能经济或服务经济模式。

第三，绿色转型需要发展空间集约城市。

我国的城市发展需要与空间占用和土地消耗脱钩，要从外延扩张的城市变成集约紧凑的城市。

一是注重中国地理东部的城市化发展。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布局空间90%需要布置在漠河—腾冲地理分界线以东。因为东部属于在生态功能上可以重点发展与优化发展的地区，西部属于生态功能上需要禁止与限制发展的地区。

二是注重发展城市集群。中国要实现绿色的城市化，不可能采取“撒胡椒面”式分散的城市布局，而应发展多个有规模的城市集群，让大中小城市形成功能互补的巨型城市区域。例如，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城市带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巨型城市区域。假如说中国有5-7个类似的集中化的巨型城市区域，我们就可以用较少的土地养育较多的有生活质量的人口，同时产出较大的GDP。

三是注重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绿色的城市，必须注意经济系统小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小于生态系统，而不是倒过来；必须先圈定不能发展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适当的经济性开发。

四是注重城市的功能集成。城市有四种功能，即居住、工作、休闲、交通。在原来的工业经济时代，城市被要求分功能的发展，这就导致了“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要走向绿色城市，必须强调城市功能是集成式、混合式的，减少出行的距离和机动交通的空间。这样整个空间就比较紧凑，生活质量也容易相应地得到提高。

第四，绿色转型需要发展广义服务经济。

中国城市转型不仅应该发展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狭义的第三产业），而且应该发展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以及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其中，经济增长提供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社会福利提供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自然保护提供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当一个城市能够获得来自人力、产品、自然等的足够的服务时，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与发展质量就高。

所谓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指没有或者较少有实体产品介入、主要由个人或组织提供的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保险等。实际上，人对基于产品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很多。除了足够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房之外，其他的需求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工服务。

所谓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指由产品引申过来的服务经济。如果产品的生产是制造，产品的使用就是服务。其新意在于：要获得产品的服务，并不一定非要拥有产品不可，还可以采取租用、借用、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形式来实现或共享。例如，以社区洗衣房替代私人洗衣机，以公共交通服务替代私人汽车出行，等等。这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家里所拥有的东西，从“什么都要有的生活”变成“适度拥有的生活”。

所谓发展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是指在关注经济系统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由自然系统提供的服务。随着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的不断消耗，自然系统的服务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自然的服务包括了自然资源供给、环境净化能力、生态给生活以美感与愉悦等。这些服务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人工劳动与物质产品替代的。因此，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注意保护足够存量的生态资本，并有效使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许多具有生态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提供生态服务增加经济收入、提供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