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津之五:墨子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
中国幅员广大,各个地域的种族、部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成果。由于不同地域给诸子注入的文化因素不同,因此诸子家族身世的考定,对于破解诸子的文化基因,具有关键的价值。但这方面的资料短缺,又给我们的考定留下许多难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附的墨子身世片段,只有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里将墨子附于列传中庄子、申不害、韩非之后,年代是明显错乱的,只用二十余字就交代了一个学派领袖的一生,说明风行二百余年的墨子显学,在太史公的时代已衰微到了几乎进入绝学之境。而且《史记》说墨子为“宋大夫”,与《墨子》记载的他从不接受爵位,是互相矛盾的。这也不是墨子的里籍,而墨子的里籍在何处,也未做交待,以致后世至今有关他的里籍争论不休。
怎样才能厘清墨子的出生地呢?有效的办法不是斤斤计较后人的议论纷纷,而是让墨子自己做出交代。墨子里籍问题,就不说今人争做名人的老乡了,《史记》、《汉书》就没有记个明白,但是“模糊也是一种意义”。我们只好请教墨子本人了。墨子对楚王说,“臣乃北方鄙人”,那他就不是楚国人,但是哪国人,他也来了个“模糊”。他“出”曹公子于宋,用一个“出”字介绍自己的弟子到宋国做官;止楚攻宋之后,“过”宋而未被守闾者接纳,那他不是宋人,在宋地无家。他又说,“南有荆、吴之君”,加上吴国,说明他所在北方偏东;“北有齐、晋之君”,那么他所在不是特别靠北,加上一个齐国,说明这不甚靠北的地方偏东;“东方有莒之国”,那么他所在,为莒国正西,也就是鲁国的“南鄙”那些附属小国。墨子在无意中交给我们一个他的家乡的定位系统。鲁国南面存在过有名字可考的小型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二十多个,有的小到只有十几里,或几十里,这些都属于东夷部族。墨子属于草根,出身于百工,也就是泥瓦匠、木匠之类的工匠,因此往往居无定所,游动于东夷部族之间。墨子思想与东夷文化,结有不解之缘。这对于将诸子研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中的华夷互动体系,具有本质的价值,可以极大地拓展墨子研究的文化空间。
为什么墨子提倡“节用”、“非乐”,反对“厚葬”呢?因为他是草根,他对他的门徒说,贵族们花天酒地、歌舞荒淫,把许多玉器、陶器、青铜器都埋进坟墓里去了,我们却吃不饱、穿不暖,死了连一张席子裹尸都没有,这个世道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这对于鼓动民众,是很有效的。群众鼓动起来了,用什么来约束和监督呢?他提倡“天志”和“明鬼”,上天有眼,鬼神监督。学者们翻一翻《左传》等书,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民本思想”,就觉得墨子讲天讲鬼,思想后退了。其不知“民本思想”只是当时精英分子的思想萌芽,广大草根民众还是信天信鬼的,明处对得起天,暗处对得起鬼,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带有很强的心理强制性。墨子提倡“兼爱”和“非攻”,也是站在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一边的。儒家的仁爱和礼仪,是讲究尊卑等级,亲疏远近,推己及人。一讲尊卑等级,就没有草根平民的份了。所以墨子讲“兼爱”,没有尊卑等级的普遍的爱,大家都是“天之民”,各国不分大小,都是“天之邑”,不能以尊压卑,不能以大欺小。墨子说,他的思想行为,是从大禹那里学来的。大禹的子孙分封在杞国,这时在山东的新泰,离墨子家乡很近。在墨子二十多岁时,被楚国吞并了。贵族、巫师、歌手把大禹故事带到民间,所以墨子提到的大禹故事神神怪怪,非常怪异,非常原始,带有东夷文化色彩。
我们破解了墨子的家乡何在,就破解了墨子思想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但是,来自河南中南部的有些人,坚持墨子家乡在他们那里,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墨子家乡在鲁南鄙诸小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先秦文献中墨翟、禽滑釐及其身后的墨家“钜子”的活动轨迹,可以认定,河南中南部是墨家民间结社团体的根据地,或他们止楚攻宋,实行非攻主张的大本营。说句开心话,鲁南鄙诸小国,是墨子的“韶山冲”;河南中南部,是墨子的“井冈山”,井冈山在某种意义上比韶山冲更重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启发,《墨辩》声誉鹊起,《大取》、《小取》二篇也列入其中。梁启超有感于胡适的心得,认为墨子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此波愈涌愈烈,以至推崇“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杨向奎:《关于研究(墨经)的讲话》)。考察《墨辩》诸篇的发生,有必要搜索墨子思维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换,由青壮年时期的满腔激情,到晚年充满悟性和理性的冥思。其转捩点隐藏在汉代邹阳的一句话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一次牢狱之灾,是可以促使人对于前此的人生和思想进行反思。墨子六十余岁被囚。人到晚年,激情化作理智,墨子被囚前可能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被囚中,苦思冥想早年百工众艺,以及日常事例、学理辩论的深层原理。出狱后,再也不能自由出入宋国;至于楚之北境,鲁阳文公受封于白公之乱(公元前479年),其父司马子期殉难前后,当比墨子长二三十岁,此时当已作古,因而也不宜再到其封地。即是说,墨子《经上》、《经下》的构思写作,可能在自宋出狱后,不再能留宋或入楚,唯有返回鲁南鄙故里之时。
从年龄心理学看,人在晚岁,往往津津有味地反刍早年的经验。人在捡拾早年的脚印中,捡拾青春的梦。墨子囚后返乡,旧雨重逢,朝花夕拾,许多当年的得意之事和幼稚笑话又何尝不可作为谈资?当年能工巧匠师徒相授,不乏绝技和秘诀,窥探这些绝技秘诀背后的原理,也是人生之乐事。因此,百工之技,绳墨之学,融合着民间能工巧匠世代相传的智慧,成了墨子《经》上、下对百科技艺进行思考的切近而稔知的资源。而且百工技艺,也是凿山开渠、治理洪水的大禹所推崇的。《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墨子之高明,体现在由家常日用、百工之艺,凿空通向科学的通道,绳墨之学的抽象化或数理化延伸就是几何学。这是一种由经验上升为数理的科学主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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