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先秦诸子之迷，领略中华智慧之根（4）

                          迷津之二：《疠怜王》究竟出自谁之手？

春秋战国时期有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这是启动以后三百年中“百家争鸣”的关键；另一次是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为师，这给三百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两次聚会，以往都是争论不休的糊涂账，或者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今天只讲后一次聚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那么，韩非、李斯是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荀子的学生呢？二千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加以证明。战国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于楚，乃是思想史上大事，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现场。　　　　

梳理荀子生平，他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用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招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如果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门下弟子韩非捉笔，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仔细比较《楚策》和《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异的《疠怜王》文本，觉得上述第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韩非子》本删去一些芜词，文字更为简洁。而且改动了一些明显带法家倾向的用语。将“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年长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改成“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改掉了“御其臣”、“得势、擅事”等法家惯用词语。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韩非子》本时，增加了“春秋笔法”。把“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中的“杀”字都改作“弑”字，把弑齐庄公之崔杼称“崔子”的四处删去二处，改为直称其名“崔杼”二处。这些都可以看作起草者有法家倾向，改定者为儒家老师，精通“春秋笔法”。三是文中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为《韩非子》未见，当是老师口授，弟子笔录的。比如崔杼弑君的细节，可能记录过详而作了删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荀子青年时代在赵国所知。尤其是淖齿在齐国受到重用，竟把齐闵王的筋挑出悬在庙梁上，使他宿夕而死。此事发生在荀子到稷下之前几年，此前未见史载，也未见于《韩非子》它篇，当是荀子初到稷下所听到的宫廷秘闻。这都是说明此文经过荀子口授。四是本文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的命题，而非法家的命题。《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战国策》鲍注：“疠（癞也）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也就是说，当国王比起生恶疾，还要难受，还要危险。只有儒家想当王者师，才会如此说三道四；法家是王之爪牙，甚至国王“头顶生疮，脚下流脓”，也要当国王的狗皮药膏。这样的主题岂是崇尚君王权威的韩非所敢说、所能说。实在是老师大儒如荀子，方能出此狂傲之言。五是《楚策》此文之后，还增加了一篇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又引《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赋为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述志是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当都是荀子改定时所加。这五条理由可以证得，这篇《疠怜王》的答谢书，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韩非捉笔，最后由荀子改定的文章。

过去有学者想证明《疠怜王》的《韩非子》本与《战国策》本，一真一伪，其实这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的真。《韩非子》中的文本，是授意起草时的真；《战国策》的文本，是改定寄出时的真。如果以上的考证可以相信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招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李斯在六年后，即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六年，公元前253年至前247年。此时荀子六十多岁，韩非四十多岁，李斯二十余岁。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省淮阳)，其时楚国首都已迁至东北的陈城（或称陈郢，今河南淮阳县），其地离韩都新郑和李斯故乡上蔡都在二三百里路程之内，交通颇便。那么，他们师徒相聚的方式何如？李斯年仅二十余，正是从师问学的年龄，较常在荀子身边。这又为《荀子》书中李斯、荀子的问答所证实。李斯进入秦国，也向荀子告别请教。韩非年逾四十，又是韩王之弟，必须常住韩都，经营当官的机会，不然就可能长久被边缘化。他们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韩非未必常在身边，而且韩非师事荀子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法术家或思想家，因而荀子对他的影响不是体系性的，而是智慧性。并且荀子是三晋之儒，异于邹鲁之儒，在稷下十余年浸染了某些黄老及其他学派的学术。他入秦观风俗吏治，交接秦相应侯，似有几分用秦之心，授徒也用帝王之术，这些方面与韩非并不隔膜。

               迷津之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究竟是什么意思？

《论语·阳货篇》孔子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语在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思潮中，最受诟病。对于这个问题，古人也是有异议的，比如朱熹对此就做过一些解释。现在很多场合，对于孔子之于女子的评说也在尽力做一些涂饰。其实，与其费尽心思地为这句话的正确性作辩护，倒不如考察一下这句话产生的历史境遇。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两遇女子在两个情境发过感慨。

一次遭遇女子：《论语·微子篇》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怕鲁国称霸，送给他们80个漂亮的女子，迷倒了季桓子，甚至三天不上朝。祭祀的时候，也没有分给孔子一份应得的冷猪肉。所以孔子走了，走得很慢，是在等着季桓子。季桓子是鲁国最大的家族，如果把鲁国的天下分成四部分，季桓子占两份。他甚至比鲁侯还要有权力。孔子走了以后，季桓子就派了人去追孔子，想挽留他。孔子说，那让我唱一个歌吧。孔子借歌声指责“彼妇之口”、“彼妇之谒”。替季桓子挽留的人回去告诉了季桓子。而季桓子则感叹“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就是说，孔夫子因为这帮女子怪罪我了。在如此情境中，发一点“女子与小人”并提的感慨，并不令人意外。与其说孔子在抽象地谈论“女子”，不如说他在批评“好女色”；与其说孔子在孤立地谈论“小人”，不如说他在针砭“近小人”。

另一次遭遇女子：《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离开鲁国出入于卫国，发生“子见南子”事件。据《吕氏春秋》记载，孔子是通过卫灵公宠臣的渠道，见到卫灵公的釐夫人南子：“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这一点，与《淮南子·泰族训》、《盐铁论·论儒篇》的材料相仿佛。这个嬖臣弥子瑕，大概就是《史记》所说的南子派使的人。这次拜访却引起子路的误会，害得孔子对天发誓。而卫灵公却没有因此尊敬和重用孔子，只给他一个坐在“次乘”上，跟在自己和南子的车屁股后面的待遇。引得孔子对如此女子、如此小人，大动肝火，痛陈在卫国，“好色”已经压倒了“好德”，并且为此感到羞耻，离开了卫国。在如此情境中，孔子对“女子与小人”作出申斥，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迷津之四：为何会有“孙武其人乃子虚乌有”之说？

《左传》没有记载《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所以疑古的先生都认为孙武其人子虚乌有。吴楚柏举之战记载的只有三个人：一是吴王阖闾；二是伍子胥；三是吴王的弟弟夫概。就是没有孙武。因为孙武是客卿，不是重臣，不像为相的伍子胥，他是帮助吴王阖闾上台的重臣。那时，官方文献通常不记载参谋长或者高级参谋、军事专家，往往把功劳记在国王身上。但是先秦兵家文献《尉缭子》记载，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他是谁呢？是齐桓公；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吴起；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孙武。在柏举之战中，孙武指挥吴国三万军队对抗楚国二十万军队。孙武开始是坐在船上溯淮河西，楚军就张着口袋准备让他钻进来，但他突然中途把船抛掉，直插楚国首都，等楚军回援的时候，再打伏击仗。这种打法，就是孙武的打法。孙武《孙子兵法》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把兵家、兵法变成了兵之大，就是说把一个非常有实效性的战略举措变成了一种哲学。《孙子兵法》既是兵家圣典，又是人类竞争生存的智慧宝库与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关注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才能走进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