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先秦诸子之迷，领略中华智慧之根（2）

唐代则是“关陇之风”南下。“关”指关中，“陇”指陇上、陇西。“关陇之风”指的就是西北一带游牧民族的风气。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是北周开国六柱国之一。李唐王朝的母系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妻子窦氏，都是鲜卑贵族。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的祖先为北魏宗室长。可以说，李唐王朝一半的血统是少数民族。因为草原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女性要参政，并且随军作战，所以少数民族喜欢健壮的女人。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外出打猎时，看到一女子在草原上撒尿，撒得很远。由此判定这位女子十分健康，随即将这位女子带回去做了妃子。长孙皇后生有三子：一是长子李承乾，就是太子，后来被废掉了；二是三子魏王李泰。唐太宗认为他像自己，倍加宠爱，甚至对李泰的待遇超过了太子，由此引起了宫廷的变动；三是九子晋王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长孙皇后死后，三子魏王李泰在龙门石窟宾阳洞为他的母亲造了一座佛身像。面相是大方脸，并且脸是鼓出来的，很健壮。这是典型的胡人长相。因此，在“关陇之风”南下的唐代，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必须是一个胖美人，由此才能“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可见，只有把人物、事件放在生发他们的空间中，找到一种在场的感觉，才能够客观地走进鲜活的历史。

第二，确立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整体文化观。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部族种族众多的民族共同体。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个共同体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由此，使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我曾经当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将“少数”两个字去掉，变成了“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研究中，我深深感到，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增添的东西很了不得，比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等。

在文化研究中，我曾提出“边缘活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现在用得很多。打个比方说，坐在主席台上，你的活力就不如在主席台下面。在台下可以抽空出去抽烟、上个洗手间、打个盹。可是，你在上面想打个磕睡都不太可能。就是说，少数民族处在边远地方，它的文化能够保持一定的活力。中原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往往由于地处中心，有被模式化、系统化，甚至被僵化的隐患。另外，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来自于不同文化板块的结合，由此，少数民族文化多带有原始性、混合性、野性，彰显出极强的活力。在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通的过程中，可以为中原文化植入某些鲜活的气息。

少数民族对汉族中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中原汉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则是自上而下的。因为懂汉语的大多是少数民族中的达官贵人，只有这些达官贵人才可以请得起老师。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会产生这样三个文学层次：其一，他们用汉字写出系列文章，而且写得比汉人还要好。比如老舍、萧乾等人。老舍原姓舒舒觉罗氏，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萧乾原名萧秉乾，蒙古族。他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其二，他们用汉字专门描写草原文化。其三，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比如用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写作，写出的诗文意境与汉文不相上下。

第三，关注并科学对待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通常，文学史只讲书面文学史，忽略或是不讲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这就好比，只讲水果摊上的水果，而不讲水果的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只讲最后结成果实的水果，这是不够的。据史料记载，人类会写文字只有五千年的历史，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古代能够用文字著书立说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据牛津大学实验室对语言基因变异在DNA变异中的研究表明，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已经有十二万年了。所以说，大量的民族记忆、民族想象是通过口传心授而来的。史官文化只是人类文化史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早已存在，可是，这种传说得以用文字记录是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疑古学派往往认为这些传说是先秦诸子杜撰出来的，这是一个误区。根据语言与文字产生的时间差可以推断，一些民间传说靠口传心授流传下来，又继而被先秦诸子用以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学问。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走了几万里路，所到之处，都会听到关于黄帝、尧、舜的讲述。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部族始祖的一种记忆。苗族认为人类文明有三祖：炎帝、黄帝、蚩尤。苗族传唱的古歌告诉我们，蚩尤是他们的祖先。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名叫毛奇龄的大学问家说，“六经”里面没有“髭”字和“髯”字（“髭”就是上嘴唇上的胡子，“髯”就是络腮胡子），但是中国人的胡子绝对不是汉代才长出来的。因此，没有文字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

我们过去通常认为，先秦诸子产生于官方文化，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诚然，先秦诸子做学问首要的是读书、识字，变成士人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先秦诸子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官方文化的影响。然而，先秦诸子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却在于他们用民间、民俗的东西打破了周代王官体制。因此，在文化研究中要关注并科学对待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

第四，还原历史文化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关于先秦诸子的书，《老子》是最早的，有五千字；《孙子兵法》有六千多字；《论语》有一万五千多字，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书了。《庄子》达到六万六千字，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由庄子做的；外篇十五篇是由别人记的；还有杂篇十一篇，是后学所做。这是前人的说法，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无论怎样这些书影响了中国，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研究先秦诸子，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DNA。先秦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启发文明的对话。面对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乃是在与历史文化的沟通中，深入地进行原创对话，并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另外，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还要从文献处入手，在空白处运思。这应该看作是哲学文献学的妙用。要尽可能地从文献的蛛丝马迹上进入先秦诸子的生命本质。在把握多种多样学科文献材料，包括出土文物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姓氏学、人文地理学以及考古民族学等方法，揭示历史文化的生命状态与生命过程。

下面，我们在把握上述文化研究要义的基础上，通过破解一个个诸子之谜，进一步体会、领略文化研究之要义。以期对我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