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正确应对快速转型带来的复杂问题（3）

2.心理问题

我们除了这些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问题。说实话，社会上每时每刻存在问题，人有个承受能力，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而且个人心理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要理论化一点就是，每当社会发生变化都有礼崩乐坏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社会好好的，长期形成了一套规范，大家都遵从这个规范，比如中国以前农业系统，下面有乡村管，都没变，没变就没问题，一旦变成新的就是思想意识上老的也丢了，新的还没确立。老规则不管用，新的规则大家又不认可。

普遍压力巨大

现在中国社会要从心理上讲，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大家都是压力挺大，我们也是。我们遇到所有的同事，遇到所有的同学一说，现在的日子都比以前好过了，但是感到现在的压力都比以前大。而且不是中国人现在感到的压力特别巨大，现在提前了，从小孩开始就有压力了。我们就是，小孩没上小学之前就要干什么干什么，上学之后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大学的那些学生老说，老师，我这毕业就好了。后来我们跟他说，是，你现在是毕业好了，你上学就上学无非就是一个穷的问题，等到你毕业所有的问题都来了。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问题，无穷无尽的压力，竞争不断提前，压力非常大。

我们国家也有紧迫感，这个压力来自哪，就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国家把那么多任务压迫在一起要在短期内完成，实际上就是决定着我们每个人也是把许许多多的前辈人许多的愿望压缩到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要解决，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解决，而且都要尽快地解决。所以国家压力大，就是到了个人压力大。

绝对失落和相对失落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是成功人士，但是每个人都感到很失落。我们改革开放成就很大，基本上90%人都改善了，但是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是绝对失落，比如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受不了教育。这个社会都欣欣向荣，就他是非常边缘化，这个人绝对失落。

还有更多的失落感是相对失落。我们人民大学以前房子住得特别差，我们上学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除了教授以外其他都是筒子楼，十几平米，现在房子都改善了，但大家心里还不舒服，因为还有人比我们改善得更好。很多人讲，很多心理失落不是自己怎样，而是自己旁边的那个人怎样。我好不容易搞了一个两居室，他住上别墅了，自己的房子又不能住了。我挣了1万块钱，他怎么能弄了5万，我搞了这样他就弄成那样。而且这种相对失落感主要是这个，为什么他弄了那么多房子，就是感到不公平，他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有差距，而且觉得这个差距背后不公平，所以挺失落，很郁闷。

快速迁徙和流动带来的孤独感

还有一个说了大家不相信，有的心理学家指出，现在人有一些莫名其妙地孤独。现在人联系很广，有手机、有网络，QQ上好几百人，手机上联系人四五百，街上满地都是人，上地铁挤的到处都是人。但是这些人好像和自己有些没关系，有些根本就连自己的对门都不认识。我们从一个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人社会，有些公司跳槽的，干半年、干一年，一辈子跑很多地方，对门的人也不认识，单位的人也不认识，遇到事无人诉说。认识人很多，贴心人很少。

不断累加的急躁感

现在讲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扩大的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一个人喝酒，一个人打保龄球，这是一种心理感。如果把这些心理都加到最后，就是现代人特别有一种急迫、急进、急躁感。因为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的机遇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遇到事要解决。当官的就是要恨不得连拔三级，读书的屁股坐不下，想一天、两天吵吵就成名，经商的想个什么办法发财。

马克思讲，资本“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其实正常的利润一般只有10%左右，但现在很多人觉得，每年增长10%发财不够，走旁门左道钱出来了。温州人80年代很好，做点实业，挺出名，打火机、小电器，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更赚钱，企业不做了，把钱拿来炒房子，整个社会都走捷径。实际上邓小平以前讲，“大国发展无捷径”，整个社会总体上没捷径，可能有个别人、很少的人投机技巧行，但整个社会不行。但是中国现在整个社会在庞大的目标和低下的基础上，整个社会都将急躁。

有的人说中国现在社会问题很多，心理问题很多，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是火气很大。时时刻刻有无名之怒火，就是压力很大，无名怒火。这张图是在一个学校高三年级班上拍下来的，我估计也是网上人发的：“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年龄大的家里有孩子上高中的，特别是上高三的，你就知道这话是不输的。这虽然是高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压力大，我们也要向上，我们很急躁，所以中国现在社会问题多、心理问题多，动不动就容易爆发。

现在的群体性事件，跟很多人根本没关系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参与？自己的怒火特别多。20年以前我们也是很郁闷，以前到特别情况下，心里很急躁。我是安徽的，以前那个年代安徽开到北京只有一列火车，我是有一年上学，我从合肥上，没上上，跑到蚌埠上，到了那个站过路车窗根本不开，我们趁着年轻，把车窗玻璃全打碎，然后从车窗玻璃钻进去，一开起来零下十几度风灌着，我们是站在车上屁股挨不到地，从合肥站到北京，当时车要20个小时，根本就坐不下去，在过程当中人心里在不断地急躁。当时脑子想，有个炸弹我把火车给炸了。这心态现在一说就不行了，就要抓了，但心里真那么想的。在蚌埠上火车开到半路这个火车出现一个什么情况，火车的承载车厢的弹簧给压下去了，车轮子没法转了，然后中间又重新换火车。有时想，我是坐一趟车，其实中国社会就这么个情况。我们要到达目的地，但是我们的途径有限，我们的人特别多，我们有时候是咬着牙关，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咬着牙关。这是第二个部分。

三、如何应对快速转型带来的复杂问题

1.在复杂中把握大局

再讲最后一部分。中国大的社会问题这么多，这么复杂，怎么弄？要讲大一点话，那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个对基层工作特别重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尤其在我们这种复杂变化的当中，要把握大局，把握长远。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大家难当，大国更难当。

当年邓小平接手中国的时候曾经讲过很多贴切的话。因为邓小平这个人不喜欢讲虚的，他会见各个国家一来就讲，咱们大国难当，尤其是咱们这种穷的国家的大家更难当。大国挺难的，大国挺复杂。邓小平有一个大国论，我们国家很大，一方面看着很大，但是国家又很穷。我们大国有大国的长处，大国的长处大家都能看出来，国家大回旋余地大，我们天天看抗战片，日本鬼子打中国，先派了2万军队一打，中国军队每一仗都打败，但是日本人就占领不了中国，因为为什么？国家太大了，先派20万人不行，40万人又不行，60万人还不行，现在我把你南京首都占了，上海占了，北京占了，你总要投降，一看还不投降，再占还不投降，再往西边走连个路都没，咱搬块石头也能砸死他，咱国家大回旋余地大，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国家大，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有底气。当年美国要封锁中国，毛主席说你封锁不了，邓小平也这句话，我们国家大不怕封锁，啥都有，不怕。我们国家遇到大事也不怕，开个奥运会3000亿，咱们就把它解决了。希腊才1000万人，开个奥运会，现在还有后遗症。中国10亿人，一支援就行。咱们汶川地震，损失几千亿，但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咱们一个省支持它一个市，一下子就解决了。

大国有大国的长处，有战略纵深，有这种回旋余地，但是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大国难处也很多。其中有一个，以前就讲，按照邓小平的话，大国发展无捷径。比如一个小城市，借着某一个机会，发达国家给一点一个小地方，可能几年就发展起来了，有些小地方挖一块煤国家起来了，有一个油井国家起来了，但中国这十几亿人这么大的国家，绝对不能靠这种小的机遇，必须靠自身的努力。咱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家里拿大锅烧水，搞个很大的锅烧水，你可能烧个半天烧不开，但你一旦烧开了，温度也半天下不去。

大国有长处，但是也有弱点。所以这种大的战略上，大国领导人跟小国不一样，小国的头容易靠投机分子，人家点一碗、点一勺就饱了，但是大国必须有战略眼光，所以要谋全局。比如在发展上，比如在改革上，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太复杂了，所以咱们改革很难。一方面这么大的国家，靠几个人、中央的促动改不起来，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所有人都发挥起来。地方的积极性，首创精神。但是中国这么大国，大家都各干各的，这样中央总体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大国，作为中央要控制全局，就要搞顶层设计，中央要有一个总控。所以这次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更加强调顶层设计，我们各个方面要配套，我们各个地方要协调。所以既要宏观调控又要地方积极性，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这个对大国也特别重要。

发展要统筹兼顾。很多人老举一个例子，以前香港是个什么地方，只有60万人，上海曾是远东的第一大都会，但是后来上海比不上香港了，想由此证明，咱社会主义不行。但是要看到一个情况，香港就那么一块地方，就那么多人，他只要把自己弄好就行，而上海在中国承担了多少职责？咱北京不说，为什么上海的领导人老当国家领导人？曾经有一段时期在中国财政收入中，中国国家的钱有三分之一是上海拿的。我们国内大部分地方都是从中央拿钱的，比如说西藏，西藏200万人一年创造的产值还抵不上广东的一个镇，但是它是省级机关，西藏的车子全是高配的好车，一般车你开不起来，都是中央一年几百亿、几千亿。这个钱哪来？上海来的，上海等于向全国输血。所以你简单拿上海跟香港比不行，为什么？我们是个大国，要统筹兼顾。这个当家长的，家里每一个人都要照顾，不是单干，弄了钱就自己花。

所以我们在发展中，当年毛主席也讲这个话，要统筹兼顾，中央要有操控能力。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这个关系非常复杂。中央抓紧了可能地方就不愿意干了。现在广东就有意见，广东省长老说，我们广东挣的钱一半被中央拿去了，我们没积极性，各地方都这么说话。以前毛主席就讲这个。我们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难处，中央抓紧了也不行，中央放松了更不行。我们一个省、一个市相当于别的国家，摆在世界其他国家就是一个大国，当然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如果放任他们弄，咱们不就成了欧盟吗？德国跟希腊，两个国家也不多，但是差距很大，他们现在搞了欧盟也没办法。希腊有经济危机，德国总理也得救，咱们一个是国家，咱们也要统筹兼顾。所以既要顾大局又要顾地方。

稳定问题，现在是更麻烦。刚才讲了，我们有人家国家10倍大，100倍大，人家出一个问题，中国可能是几百个问题。这个问题还不是简单的，还是连锁反应的。中国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情况，不管是什么问题，归根到底都要到天安门来。所以每一个问题弄不好就变成全局问题，所以这是中国为什么现在稳定问题特别紧要。问题特别多，许多边缘地区、基层许多问题，全部到中央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以前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后来我们又加了一句，“稳定是硬任务”。咱们大国要出现动荡，这个影响就不是一个小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国家大，国家复杂，就是越是大越是复杂，越要有战略眼光，要把握全局，你全局不能乱，你小地方小乱，小问题不怕，但是一旦把这些问题上升到大问题就麻烦。

所以中国总体上，按照我们理想讲，大没办法，要大而不散。我们好不容易统一一个国家，要是变得像俄罗斯一样、苏联一样，一下子全分了，变成欧盟一样几十个国家。其实大家要翻历史的话，100年以前实际上国家很少，现在中东20多个阿拉伯国家，其实那时候叫什么？奥斯曼帝国，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国家，后来中央控制不住，各个省全部独立，现在变成二三十个国家，现在成天就打仗。中国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也要对我们的这种动乱要警惕，要做到大而不散，杂而不乱。大和杂，大国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