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县官“窝案”，触目惊心（2）

双方的权钱交易不限于此。2008年8月和2009年上半年，毋保良又先后收受吴秀芝价值人民币3.5万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块，以及人民币5万元，为安徽皖王面粉集团申报国债项目等事项提供帮助。

据了解，萧县城区繁华地段的开发就是由皖王面粉集团公司来做的，毋保良给予了诸多“支持”。公诉人称，毋保良甚至向吴秀芝透露了一宗招拍挂土地的底价，皖王面粉集团因此获取了巨大利益。

在起诉书中，毋保良像这样接受开发商、建筑商贿赂的案例还有很多，他也因此忙着为企业在融资贷款和抵押担保方面提供帮助，为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为开发商在土地拆迁和楼房预售手续办理方面“提供方便”。

然而，更多的案情来自他接受同僚的“进贡”。

起诉书所列举的行贿人单位，几乎覆盖了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其中数额较大的，正是在外界看来油水较多的部门。行贿的大多是单位负责人，如住建局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财政局局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等，他们送的金额都在20万元以上。起诉书认为，他们送钱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萧县的一把手能在“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上提供帮助”。

令人惊讶的是，萧县4大领导班子成员也被指争相向毋保良送钱。萧县人大副主任朱以书、萧县政协副主席王安民、萧县政协主席陈安源、萧县常务副县长崔宏广等人，也都出现在起诉书中，他们每人送了几万元，理由则是“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公诉人还特别指出，有一起涉及党政干部的“权钱交易”尤其恶劣：2008年4月，萧县教育局局长邢华因违反有关规定被媒体曝光，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后被免去职务。邢华为了尽快恢复职务，同时调整妻子王建乐的职务，夫妻俩分4次送给毋保良28万元。事后，毋于2010年4月将邢华任命为萧县体育局局长，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收了太多的钱，也让毋保良内心感到惊恐。在收受钱财的同时，他也退还了一部分，包括人民币1370.8万元、美元6万元、购物卡1.8万元和现金支票15万元。

在庭审中，毋保良也讲述了自己的“三退原则”：“有请托事项的、数额大的、跟送钱人交往比较少的”会退还。

他的委托代理人也举了个例子：有人想承揽萧县校舍的危房改造，先送毋10万元，退了；又送给他50万元，又退了；再送他20万元，还是退了；又送他5万元，仍然退了。

然而，2008年年底，毋保良外出挂职，这个人再次找到他，又送他4万元，这次毋认为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就收下了。类似的情况，辩护人列举了好几个。

大部分款项交存下属单位，支出个人说了算

收退之间，毋保良仍然积聚起了巨额财产。办案机关从他家中查获的就有人民币728万元、欧元5万、美元4.8万。

但更大的一笔，他没放在家里。

对于这笔财产的处置，2006年12月，他想出了一个“新招”——将大部分财产，交存于萧县县委办和招商局，其中，招商局存放1562.2万元，县委办存放人民币228.1万元、美元4.3万元、33张购物卡、3块金条以及手表、项链、戒指等贵重物品。这两项共计1790.3万元。

对这两笔交存的巨额财物，到底该不该计入受贿款项中，成了今日庭审中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

辩护人说，巨额财物交存下属单位，是他查阅相关案件后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记者查阅了诸多官员落马案件，也未发现类似情况。

辩护人认为，他计算的交存金额不止1790.3万元，应为1811.6万元。

他说，这些财物既然已经上交，且相关单位开具了行政事业单位统一收据，就应该在受贿金额中予以扣除，“因为受贿是收受他人财物，收是拿到，受是占为己有。交出去了，就不是占为己有。”

辩护人还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称：“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但公诉人并不认同这算“上交”。

“法律规定的上交，是交到财政账户或纪检机关廉政账户。财物一旦上交，就应该完全脱离个人的控制和支配。”公诉人说，在本案中，被告人没有上交给财政账户或廉政账户，而是存到了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下属单位。并且，除了这两个单位的一把手和会计是知情人外，甚至连萧县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全不知情，因此不能算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