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社会”取向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5）

邓小平的分权改革释放了被计划经济压抑已久的能量，笔者相信新一轮的分权改革必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踏上新的征程，释放新的能量！

分权的前提是实行大部门制。问题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垄断资源是因为政府部门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政府的根本性质是责任制政府，关于政府性质的其他说法都不着边际。而责任是基于人民和社会的需要，当人民和社会不需要时，政府部门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不仅是多余的，甚至变成了与民争利的“公权力”。假国家利益之名的公权力而与民争利，人民的利益空间必然被大大挤压。对此，我们不是没有认识，要不然为什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大部门制？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部门制又实施得如何呢？

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政务部门(如司法部、外交部、民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等)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如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有的。但是，目前，中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即按照行业和产品而设置政府主管部门。正常来说，中央各部委应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自身保持政治中立，只努力追求政策执行的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很大程度中央各部委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门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乃至于国家利益之上，通常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如此，由于行业和产品的交叉性，按行业和产品而设置主管部门必然导致部门的重叠和功能的交叉与利益冲突。这些部门的行政级别相同，而功能和利益存在交叉，利益冲突是常见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很容易演变为该行业或产品的利益代言人，利益冲突导致机构之间的矛盾。

政府部门设置的计划经济后遗症的恶果不但是执法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与民争利，比如：利用公权力而设置进入市场的门槛并“寻租”，大大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在财政预算中分得一大块蛋糕，而这些不必要存在的部门的预算本来是可以花在民生上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笔者才说分权改革的第一步或前提是实施方案中的大部门制。

这样，有了大部门制才有再分权，有了再分权才有相对合理的资源分配，社会更加公正。简单的路线图就是：大部门制—再分权—资源分配合理化—社会趋向公正。

第四，红色底色更浓和中国味更重的意识形态

话语权争夺以及由此而来的话语权建设将是中国共产党中期，甚至长期内的任重道远的挑战。在过去10年里，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媒体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应对之道有两个：一是传统的管制，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比如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目前看来，传统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管用，即稳得住，因而未来会继续使用管制手段。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动位置，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的实践，从而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话语权建设将是最大的一项挑战，因为社会科学和思想界流行的观念基本上来自他国，而理论和观念都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而形成的。这样，在中国流行的是基于“他者”经验而形成的理论与观念来阐释中国实践，这无疑会把中国置于被动的地位，在观念上处处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

为此，笔者认为，今后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基于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话语权建设，而不是让整个社会科学界去搞什么对策性研究。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所谓对策性研究到底有多少价值？

必须看到，在话语权建设和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作为底色的“红色”将会更加浓厚，即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理论自信”。中共党史中的经验遗产，中共治国理政的经验遗产，都有可能更被重视。比如我们熟悉的“群众路线”；不仅如此，在谈到共产党的建设时，重提多年未提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有，第一次出现“学习党的历史”。对此，思想界应该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