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也谈如何才能有效竭制“网络谣言”（2）

十几年前，我曾翻译出版过一本书：法国著名谣言问题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的成名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卡普费雷是当时法国最早研究谣言的学者。他的书是世界上研究谣言最早的名著之一，其对谣言的剖析和解释曾盛行一时。他提出界定、定义谣言的方法，对谣言的出现、流传和最终消失的整个过程的分析等理论曾轰动一时。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几年前我又重新校对全书并增译了卡普费雷撰写的新版后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再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

非常遗憾的是，卡普费雷时代还没有网络。因此，在他的书里，还没有对“网络谣言”的分析和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其提出的谣言理论来剖析发生在中国的“网络谣言”。借他山之剑，来为我们“网络谣言”盛行这一社会“艾滋”把脉。要想有效地反对“网络谣言”，弄清其规律，滤清其发生过程，特别是找到对付“网络谣言”的武器，是至关重要的。

怀疑一切和质疑一切仅一步之遥，一不小心就会“变真理为谬误”。这是很多国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在诸如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谣言毕竟是局部现象，永远只是在“地下”流传。卡普费雷在他的书中曾举一个涉及法国电影明星阿佳妮的例子。阿佳妮突然“失踪”数月，结果谣言蜂起，说她“身染沉疴”甚至“已撒手人寰”……阿佳妮不胜骚扰，于是出面辟谣。事后媒体调查证明，在辟谣之前，实际上只有26%的法国人听说过这则谣言。而阿佳妮辟谣一事，却使法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传统媒体。也就是说，法国传统媒体卷入“传谣”的较少，而介入“辟谣”的则很普遍，因此效果也就很明显。而在中国，谣言却远比传统媒体强大得多。特别是“网络谣言”。中国五亿网民使任何纸质或视听媒体都望尘莫及，因而中国“网络谣言”的冲击力之大实在出乎世人的想象。

“谣翻中国”现象显然已经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并开始采取措施，打击“网络谣言”。然而如何才能切中“网络谣言”的“七寸”，使之一蹶不振，却并非易事。仅仅从谣言的源头去抓是否就足以遏制“网络谣言”现象，值得探究……

因为谣言正如卡普费雷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最古老的传媒”，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法杜绝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取缔报刊，却无法消灭谣言。因此，如何在打击“网络谣言”和言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又防止谣言泛滥，是需要技巧和智慧的。从这一点出发，卡普费雷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利器。

卡普费雷将谣言分为六大类，从谣言产生的原由，即无目的自发的和有目的诱发的；以及谣言产生的原点，即由某事件引发的还是由某个细节引发的，或根本就是纯粹想象而产生的（见图）。

按卡普费雷的分类，我们倒也可以很清晰地将近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各种谣言归档立案，这证明谣言在世界各国都是有共通点的。

如日本海啸导致福山核电泄漏事件之后，国内忽然盛传“碘盐防辐射”的谣言，结果造成全国抢盐的闹剧。这是典型的第一类谣言，即由一个事件（日本发生核泄漏）而自发产生（碘盐可防辐射）的谣言。第二类谣言则非常常见。卡普费雷所举的例子我们真是耳熟能详：“在法国尼姆地区1988年10月3日发生的水灾悲剧后，面对官方共五名遇难者的说法，谣言迅速地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甚至200人死亡！根据谣言的说法，‘有人在寻求掩盖水灾的严重程度’。”在中国盛传的所谓“35人红线”（即所谓国家规定任何灾难只要死亡人数不超过35名就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于是各地上报死亡人数就停留在35人的门槛上，多出来的就列入“失踪人口”。事实上国家规定死亡30人以上就是重大事故，根本不存在35人红线之说）就是这类谣言。正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类谣言中，“我们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识地、故意地将某种假设纳入其中，以利用该事件”来达到某种目的。

第三类谣言“则不是从某个事件、而是从某个细节而引发的，一个至当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或被认为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迹象。当然，要使这样一个迹象被关注到，必须是在一群人都非常有选择地注意到这一迹象，同时这一迹象也会启示某种在当时来说非常强烈的同情，因而人们孜孜以待，准备将其演变成证据。”

有关“PK致癌”的谣言就属于这一类，其结果导致这个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新材料项目却在中国到处遭到民众抵制。而第四类则可以举出涉及“转基因食品”的谣言为例。无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还是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谣言显然都是有着明确的目的。

第五类完全无目的且凭空出现的一些谣言，在中国的“网络谣言”中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如“美国宝马牌汽车Z4型仅售2万美元”。而“美中护照上面的声明不同”则可以归到第六类，因为其目的指向非常明确：美国保护其国民而中国对海外同胞不管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