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粮食与饥饿的题材,我会格外关注
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前些天,我看飞机上的一个刊物,上面说我国现在每年进口粮食一千亿斤,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从来都不浪费粮食。我之所以这么胖,就是因为有粮食情结。我每次出去赴宴,菜可以不吃,一看到粮食要被浪费就想多吃一点,尽量减少浪费。结果,粮食也没节约多少,把自己却吃成了一个胖子。
在政协文史资料上,我看到粮食部一位老副部长的回忆文章,他从解放初期一直做粮食工作,后来在文革期间做到粮食部副部长,一直在周总理和李先念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此,激发我产生了很大的创作热情。
在1960年,湖北省全省的屯粮只有一天,眼瞅着几百万市民,还有多少万的产业工人,马上就要没米下锅了。这时候,长江里正好有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运粮船,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带着人就把这条船给截了。这事报到了周总理那儿,周总理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随即派那位粮食部副部长立刻处理湖北的粮食问题。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连着三天,除了上厕所以外,始终陪着这位粮食部副部长,并央求这位副部长就当地缺粮的严重状况,给出出主意。后来,这位副部长帮他们去江西借粮。江西那边说,我们也没粮,如果你们要借粮,必须秋天还,并且是现在借一斤,秋天还一斤半。最后,湖北这边还是从江西借到了大概几百万斤的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在这位粮食部老副部长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困难时期对中国粮食贡献最大的是江西省。江西省每年都为国家贡献出多少亿斤粮食来。据说,一次江西省委书记给周总理敬酒,周总理说,我可以喝,但是我喝一杯,你要多拿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一连干了三杯,这个省委书记汗流浃背地说:总理,你千万别喝了,再喝,我们这儿的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了。
在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面临着多么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时,也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这种优越性,就是明明自家这边也顶多够吃三天的粮食,也要拿出一天的粮食来,让给更困难的兄弟省份。
此外,粮食部的这位老领导还发现,如果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玉米和一吨半的小麦。于是,他就跟周总理建议,我们可以不可以考虑出口大米,以换回更多的粮食来。此事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粮食短缺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粮食部门全面亏损,为此,这位粮食部的老领导在中央领导的嘱托下带工作组下去,先到黑龙江,很快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在一年之内,全国粮食部门扭亏为盈。
我对粮食问题确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当过农民,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而且,我觉得粮食具有一种很神奇的特性,它要是没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没有了;它要是多起来的时候,好像也很简单。像现在我的家乡那边,亩产小麦高的可以达到1500斤,小麦收割之后,马上套种玉米,又可以达到1500斤,就是一年两季,亩产可以达到三千斤粮食。现在,一亩地相当于以前十亩地的产量。当然,这个代价就是现在的粮食大量地使用化肥,各种高产品种产量高但都不好吃。
现在很多人在追求高消费:香车宝马、豪华住房、时髦服装。可是,当你三天不吃饭以后,就感觉到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当你五天不吃饭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处,只有粮食是最珍贵的。由此,我想到一则小时候就知道的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地主跟一个长工分别躲到了靠得很近的两棵树上,长工背着一口袋玉米窝窝头,地主背着一口袋金元宝。三天以后洪水还没退,地主望着自己的金元宝跟长工说,给你一个元宝,你给我一个窝窝头吧。刚开始,这个长工觉得这个买卖好,后来一想,干吗要给地主窝窝头,地主饿死以后,金元宝不就全是我的了嘛。那么,等洪水消退之后,这个长工背着老地主扔下的一袋金元宝回去,在日后逃难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背着金元宝走了,然后又被另外一个背着窝窝头的人把金元宝换了去。所以说,围绕着粮食问题真是可以有很多的思维,可以写很多的作品。我来到北京以后,每次逛超市,到了粮食市场,就不愿意走了,望着绿豆,豇豆,黄豆,大米,小米,荞麦等等,各种各样的粮食,用力一攥,粮食颗粒从手里面流出来的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
敏感题材,我将来肯定会写
关于敏感题材,比如反腐,我要写一部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贪官形象。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觉到,这个贪官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自己处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自己。但是我现在不便于透露太多的细节。可以说,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一个像我构思的这样一个贪官形象。这个贪官形象是个非常丰富的典型人物,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他跟我们在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他没有守住底线。于是,他崩溃了,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的东西,换回当初那种清贫的岁月,但是为时已晚。
创作要与个人经验结合
你如果将来有志于文学创作,那么,可以先从自我出发,写自己的故事,慢慢地,再将别人的故事通过自己的视角表达。我的文学起步是从河北保定当兵开始的,当时创作了小说《春夜雨霏霏》。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自己新婚,而妻子不能随军。
1997年到2007年,我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在检察院工作的这十年,确实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高检的检察日报社,我同时获得了检察日报社记者的身份,这对我深入到基层检察院、村庄、工厂,包括了解一个案件整个的法律程序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十年使我对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地理解。这样一种思想方面的、眼界方面的开阔和准备,对我的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期间,我先写过一部名叫《红树林》的电视连续剧,后来把它改编成了同名小说,塑造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形象,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及格的。接下来,我写了《檀香刑》,它是一部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品。
另外,小说里的人物,最容易跟自己家里的人物产生联系,就像作品里面的主人公经常会跟作家自身产生联系一样。《蛙》里面的那个姑姑,就是根据我的一个姑姑这个真实的人物创作的,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诸如经历、职业、性格等方面。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曾跟我表弟说,千万别给我姑看。我姑也知道,如果看的话,会有不愉快,所以她真的没有看。况且,我这个姑姑还是很开通的,她认为小说是小说,没有必要非去对号入座。还比如《红高粱》里面的“我奶奶”,也是来自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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