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漫谈（2）

比如《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就在于曹雪芹是在写人，写了人性的复杂性。从饮食起居到你来我往，充满了种种生活细节，从中透射出了历史、宗教、政治、爱情等丰富的元素。再比如，写战争文学，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在一笔一笔，不厌其烦地描写整个战斗的过程，那他顶多写的就是一个战役的记录。要真正写出一部好的军事文学，还是要写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人，人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背景下，灵魂深处的一些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提升和洗礼。

所以，会读书的读者实际上是能够把书当成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读的；好的书也是应该能够让读者从中发现自己的。这是一些很高的追求目标，我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向这方面来发展。

一个作家要获得读者的认可，是要靠作品，而不是靠头衔，也不是靠奖项。诺贝尔奖影响再大，如果我写的作品是一团垃圾，读者买了我书，回家一看也会扔掉的。姑且不要说再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作家的名声要得以继续保持，作品要能够传承下去，要靠作品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就是超越了当时那种阶级的、社会的现实，写到了人的本质。这样，才会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下，对作品获得新的认识和解读。

                                       不能背上诺奖的包袱

现在看起来，要坐回书桌前去，真是很难。因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确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应该参加，譬如全民读书。像全民阅读这样一些好事，我是要站出来鼓掌加油的。诚然，即便是倡导读书，肯定也会有人批评。但是，倡导读书肯定犯不了多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不至于批评出什么新花样来。所以，对这样一些事情，我非常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努力，积极地配合。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呼唤我，赶快回来写作吧，希望我能够写出超过以前作品水平的作品。然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很多作家获得诺奖之后，创作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是八十多岁的作家获得了诺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即便是没得奖，他也几乎不写了；若是正当盛年的作家获得了诺奖，对他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有的来自外界，就是事务太多，但这还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变化，就是下一部作品一定要有上乘表现，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对此，有一个关于岳阳楼的故事对我启发颇大。

现如今，当人们假舟车，游江南，来到岳阳楼前，可以看到郭沫若题写的“岳阳楼”三个金色大字匾额。匾额字体笔力遒劲、刚柔兼备、结构严整，十分大气，让人感觉酣畅淋漓、赏心悦目。它与暗红的窗楼，黄色的琉璃瓦和雄浑威武的盔顶结构浑然如同一体，交相映衬。远远观去，它堪称岳阳楼整个精巧外观的灵气所聚，点睛之笔。当初，毛泽东同志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时，郭沫若受宠若惊，写了数百幅“岳阳楼”的字，并从中挑选了觉得比较好的三幅，寄给了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却选中了郭沫若写在信封上的“岳阳楼”三个字。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公认的书法大家，眼光独到，造诣很深。由此让我想到，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出名篇。一个作家内心不自由，绝不会写出好的、活泼的文字。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游戏之笔，就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于是就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却成了精品。这种例子在我个人的创作当中有过好几次。所以，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就是在写作的时候，要忘掉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以及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那没有关系，再继续写一篇。时常摆出一个诺奖的水平来写作，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非要把脸上贴一个诺奖标签，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是很令人厌恶的。

                                     文学要表现人类共通的东西

我在韩国的一个演讲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个著名作家的话，就是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不要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家都退一步，慢慢来谈。当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士兵打死了一个阿拉伯的儿童，当然会同情阿拉伯的儿童，谴责这个以色列的士兵。但是隔一天，我们又看到以色列的一辆公共汽车被一枚炸弹炸得七零八落，很多妇女、儿童受伤或者死去，我们也会为此感到很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还是要和平，不要诉诸武力。可没料想，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听了我的这段话，非常得愤怒，搞得我很紧张。为此，我费尽口舌地解释说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站得高远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解释最终还是获得了他的理解。

作家应该站在政治视角之外，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写作。人生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中生活，因而各种思想都带有相关的各种烙印，比如说阶级观念。但是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不能站到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那势必会使我们的文学变得非常狭隘。每个阶级、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人性当中诸如父母之爱，儿女之爱，男女之爱，以及荣辱、羞耻、愤怒、梦想等等，这些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情感方式，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人，都是相通的。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能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把外国文学拿过来翻译成中文出版，感动中国读者的重要基础。比如我们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群体，但是我们依然会被里面的很多真情打动，就是因为里面描写了人的这种相通的情感，写了人的共同性。对此，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表述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有一年回去给我的师弟师妹们讲课，讲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即是说，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我小时候正处于中国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因此，我早期最深刻的记忆都和食物有关。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在院子里捶打野菜的场景，妈妈捶得梆梆作响，一些野菜和汁水溅在妈妈的衣服上，空气里也飘着野菜的苦味。这样一种视觉、听觉、嗅觉俱全的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村里常常有人自杀，有一阵子连续有七八个妇女自杀了，因此小小的我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常常担心灾难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所以每次回家都要先大喊“妈妈”，确定了妈妈还在就安心了。有一次回家找不到妈妈，院子、牛棚、磨房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一下子觉得不好了，就坐在院子里面哭了起来。后来妈妈回来了，告诉我，阎王爷不叫她，她是不会走的。从此我终于安心了。我觉得妈妈是很坚韧的一个女人，那时候那么困难，却一直坚持着。那时大家常常饿得连尊严也无所谓了，孩子们甚至会围住公社保管员学狗叫，因为保管员说，谁学得像就给谁一块豆饼。这群孩子中间就有我，为此，回家后我遭到了爸爸和爷爷的批评。他们教育我做人要有骨气，不能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正是因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有妈妈那样坚韧和爸爸、爷爷那样有尊严的人们，中国才能不断经受住各种磨难的考验。这也成为我写小说的来源之一，我的小说里就想体现这些品质。不要因此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常常为发现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而欢欣鼓舞。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了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虽然景色很美，但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边空空荡荡的。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没有人说话，我就跟牛说话，后来我甚至觉得好像牛也能听懂一些人的话。所以我的小说里面写了很多动物，甚至通过它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我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叫《牛》，在小说《生死疲劳》中有一章就写牛。为此，甚至有人戏言说，莫言上辈子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