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中纪委再次通报典型案例：反腐必须要用“铁腕”（2）

民众一直希望，反腐败既要拍“苍蝇”，也要打“老虎”。所谓的“老虎”，在民众的眼中，或许也就是某些涉嫌贪腐的高级别官员。民众也深知，一旦高级别官员涉腐，其恶劣程度要远甚于一般基层官员。但是，由于官员的级别越高，腐败越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而且其掌握的权力越大，可以调动的人脉越广，因而，也就越难以被公众监督，被组织调查，也不易被依法惩处。

然而，越是高级别官员的腐败，越是影响恶劣，因而，也越应该严格监督，依法调查。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对他们网开一面。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间的反腐败，确实需要多做些高难度的动作。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份表示，要“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也寄语中央巡视工作组，“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也扭转了纪检监察部门“被动反腐”的局面。“网络反腐”固然泥沙俱下，但是，作为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近年来，也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表哥“杨达才”、重庆不雅视频案雷政富等多名厅局级官员落马，均是值得肯定的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网络反腐当然居功至伟，但是，终归要靠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来解决。民众既希望，纪检监察部门对网络爆料做出快速反应，彻查背后的反腐，同时也希望，纪检监察部门发挥体制的优势，更加主动出击，进一步彰显制度反腐的力量。

法治社会就应该让那些违法的官员，不论级别多高，都应受到惩处，打破那些“权力”甚至“级别”特权的幻想。民众乐见的是反腐力度持续，政治清明。

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中纪委研究对策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梳理近期接连“落马”的官员，一个尖锐的共性问题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怎么又是一名“带病提拔”的官？

据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为何“带病提拔”的贪官能一路畅通无阻？

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所谓“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未能发现，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

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其中，晋升幅度较大的如陈良宇，从厅局级干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闽旭则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而近日倪发科的“落马”，再次让媒体的目光聚焦到“带病提拔”这一现象。有媒体梳理出与倪发科同在一省之内长期工作的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官员的贪腐经历，发现：“带病提拔”已与贪腐数额巨大、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情妇问题等一道，成为这些官员腐败的共性特性，“几乎无一例外”。

“对于那些在岗不久便落马，或提拔后很快落马的官员，可以肯定地说，几乎百分之百是‘带病提拔’的。他们贪腐的过程，也就是提拔的过程。”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带病提拔’的危害很显然：‘带病’官员在某个岗位上，这个岗位就处在权力行使的危险状态。”林喆分析，“比如某个因‘买官’而提拔的市委书记，往往任用同样存在问题的官员，甚至将一地官场搅得一团糟，以致出现窝案、串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官员“带病提拔”首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次，打击了符合条件却没有被提拔人员的积极性；此外，它损害了官员选拔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晋升的相关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

“最大的危害是破坏法治。官员的提拔任职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官员选拔的具体条件得不到遵守，法治的大厦就岌岌可危。”杨建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