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潮的衰败、修正与超越（4）

"中国叙述"派：超越新启蒙

1998年中国驻前联盟大使馆被轰炸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让中国人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之外，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此后，由于反恐战争牵扯了美国的精力，中国虽然又获得了一段和平发展的环境，但这个世界上的战乱从未平息过。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问题也堆积如山：对外面临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需要与多个邻国处理领土争端；对内面临国家统一议题和边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作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阶层分化严重、民生问题等也都对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构成威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的理解框架是时代提出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模式"的讨论，一些知识分子以多年来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为基础，以"中国文化论坛"、"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书系等为主要平台，贡献了一批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比如，他们注重重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对新启蒙思潮和政治儒学割裂的历史形成了批判，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甘阳的"通三统"说和韩毓海以中国为中心、在中西交互的过程中构建的大历史叙述；他们还超越民族主义的逻辑，对包纳了多元族群的中国进行整合性的叙述，典型的成果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王铭铭对中国文明"中间圈"的研究和汪晖的"跨体系社会"说等。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尚无清晰的边界，其理论成果尚不能说具备了系统性，但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对已走入死胡同的新启蒙主义的超越，从思想层面回应了当代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这一思潮的特征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点。第一，它突破了"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畴中进行历史叙述，重建了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在尊重和交流的基础上展望国家间的关系；在互动的关系中考察现代性的形成，挑战了现代性不言自明的神圣地位。在这一视野中，现代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等概念都不再是前提，而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

第二，它突破了"国家－社会/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清晰的"国族"意识，注重社会良性运转基础的国家能力的建设，同时避免了国家主义、大汉民族主义等误区，在交流中看待中国的多族群共存，以平等参与的公民政治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第三，它是开放的和对话的，激活并融合了传统的思想资源，也大量借鉴西方的理论，搭建了一个具备了在沟通中继续完善的可能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中国叙述是真正面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