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潮的衰败、修正与超越（3）

儒家复兴：对新启蒙的修正

传统又火热了起来。在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传统复苏既是填补价值观缺口的需要，也是价值观缺失的表现。

上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理念以及后来颇受好评的"和谐社会"理念都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色彩。2010年底，孔子的塑像一度被树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上，随即又在争议声中悄然移走，这表明官方有意确立儒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却又举棋不定。在民间，传统复苏表现为大修宗祠和编订族谱的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与基督教、佛教勃兴相伴随的，到底哪种趋势占上风难以定论。

儒家思想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一些号称国学大师的人教导企业管理者如何在正确地理解人情的基础上发挥员工的最大潜能，不少大学针对企业高管开办了国学班。在大众文化领域，儒文化通过"百家讲坛"走进千家万户，发挥了心灵鸡汤的作用，它告诉大众，遇到不公不要抱怨，要返回你的内心寻找宁静。

在思想界，儒家也很活跃，近年来上升的势头强劲。各式各样的儒家学说与新启蒙思潮密切相关，且一直试图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起到修正和本土化的作用。

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重传统的价值，他们的目的是从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的替代物，以此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适逢"亚洲四小龙"创造了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海内外的一些儒学家将儒家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研究，另外一些社会学者也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东亚的社会转型，一时间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变得炙手可热。新加坡政府甚至提出了"亚洲价值"的定义。

这一思潮有两个缺陷。首先，它似乎致力于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现代性，以此纠正新启蒙的西方中心论，但是它并未把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当作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当作了不容置疑的前提。其次，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真实的生产关系。"四小龙"的高速发展期适逢西方发达国家向后福特主义转型，进入大卫·哈维所概括的"灵活累积"阶段，阶级关系、性别关系也随之重建。血汗工厂的重现、生产中更依赖妇女和儿童劳动力是个全球性的现象，并非东亚儒文化圈所独有，也许儒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活力，但把东亚奇迹归结为这一地区的人"热爱劳动"、"注重家庭价值"等，是片面和有误导性的。结果，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轻易地就戳破了儒教资本主义的神话。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想现象是政治儒学的兴起，政治儒学主张在中国重建"王道政治"，克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儒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相对密切的"儒教宪政主义"，一是蒋庆代表的被有些人冠以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儒学。

前一种政治儒学部分地与新启蒙阵营的分化有关。一些极端的新启蒙主义者认为，中国要彻底接受现代性，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造，也就是基督教化，于是他们选择了皈依基督教。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于是转而延伸了儒教资本主义论者从传统中寻找有利于现代性因素的逻辑，用宪政主义的视野重解儒家传统和中国历史。还有一些人首先是儒家，但同时认同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这两类知识分子构成了"儒家宪政主义"，但他们却和新儒家一样，不得不面对蒋庆提出的"以西解中"的批判。的确，这一流派的历史阐释难免像当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写历史一样，有削足适履之嫌。

蒋庆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儒学，是因为彻底拒绝西方文化，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价值，自成一家地构建了"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理论和"儒家议会三院制"的政体构想。但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将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僵化地理解为关闭与西方理论及其他非儒家学说对话的通道，比如，蒋庆也使用"宪政"、"市民社会"等西方社会理论概念，但这些概念在他那里呈现的完全是他自己定义的另外一种含义。

总体上，政治儒学体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修正的努力，但有两个无法绕过的硬伤。首先，政治儒学的精英主义取向太过明显，在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有一点是恒定的，即"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政治儒学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予以漠视，而这正是当下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政治儒学与现实缺乏贴近性。

其次，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治儒学内含的"大汉民族主义"不仅无力凝集各民族各地区，而且具有潜在的解构倾向，更遑论在全球化时代起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效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