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潮的衰败、修正与超越（2）

新启蒙的僵化和没落

新启蒙主义者一般被泛泛地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甚大，但在现实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相互替代关系。

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是绝对的主流，虽然涵盖在新启蒙旗帜下的思想取向纷繁复杂，但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上保持了一致性。正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自由派。这种一致性在1992年之后的激进市场化浪潮下被冲垮了，在社会结构重构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也重构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各种思想派别的界限清晰起来。

新自由主义思潮渐成主流，这一思潮宣称接续了新启蒙精神，它不但在公共媒体空间获得了话语的优势地位，也深度影响了官方的决策取向。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但它实际主张的是通过激进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安排。在没有市场的领域，它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创造市场空间，并深信这种市场化可以培育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进而自动地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实际上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要求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特别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持激进的否定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与一部分人文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政治自由主义者形成了同盟关系，在1990年代深化了在各个领域的话语霸权。

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各种学理性分析中，论者往往忽视了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而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对那个时代的平等取向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极为反感，这种心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考和价值取向，在态度上他们以文革为轴心建立起阵营的界限，以把对立面树立为绝对的恶为手段确立自身的道德姿态。这种态度越来越走向偏狭的极端，以至于连自由主义阵营中注重平等的传统都无法容忍，温和的罗尔斯主义者也会被扣上左的帽子而被视为异端。

随着中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尖锐化，这一派别的解释能力和对策能力的匮乏已经显而易见了，他们的表述基本上简化为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所有问题，对改革的具体内涵却羞答答地欲说还休。这一思想流派巧妙地利用了国家体制的多重性，利用"国家－市场/社会"二元对立的言说方式把自己塑造为民间批评者，但这掩盖不了他们深度介入改革决策事实，也不能否认他们需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负的责任。

2004年掀起的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挑战的开始，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拒绝对其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做出反思，进一步强化了大众的不信任。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个人道德层面的质疑，比如激烈批评权贵资本主义的人，被指为权贵的一员，激烈反对国企垄断的经济学家被揭示出担任着大国企的独立董事等。

自媒体的兴起严重地削弱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影响力，他们对历史对现实的僵化解释越来越不能说服别人。被冠以"公知"这一贬义称谓的正是昔日的新启蒙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还能得到决策层的回应，在媒体上也保持着发声的空间，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却不可逆转地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