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曾庆红同志《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一书,感触、感受颇多、颇深,其中最深刻的是作者在多篇、多处论述的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我们通常所说的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是指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这当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党除了必须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外,还必须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根本性问题上体现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真正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书中,曾庆红同志更多地是从广义角度论述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2001年9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这就是说,能否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关系党的工作作风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更关系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党的阶级性质及群众基础,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关系党的基本路线、战略策略和各项方针政策,关系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各项工作的总路线,关系实现党的目标、任务的依靠力量和根本动力等党的根本性、原则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因此可以说,曾庆红同志从广义角度阐发的“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
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
2006年5月9日,曾庆红同志在一个大会上指出:“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条基本经验。”他又说:“大量事实表明,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开缺口”;“加强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先进性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曾庆红同志还阐发了反对种种僵化、教条思想,坚持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这些都对我们正确理解党中央的相关精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曾庆红同志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曾分管过党史研究工作。他自己家里曾为革命牺牲了4位亲人。
因此,他更是深知我们今天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对我们党艰辛而辉煌的历史更是情深义重、情真意切。他在几次全国党史研究系统的讲话或为相关党史著作撰写的序言中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同时又是一部内容丰富、蕴意深刻的教材。我们要充分运用它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 要研究、总结和宣传好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用以指导和推动党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作用。
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选拔、任用、教育好各级领导干部。
曾庆红同志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干部工作,特别是曾经兼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分管干部人事工作。2000年4月,他明确指出:“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明确提出了接班人应该具备的五项条件。”在其他讲话中,他又阐发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强调的“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他还引用了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培养选拔好接班人,始终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党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大局,关系长远”。曾庆红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做好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作出了符合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论述这“六观”时,他特别强调“归根到底要靠启动注重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这个‘总开关’”。突出强调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这个“总开关”的统领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事实反复证明,有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绝非小事。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正确的世界观,极有可能害人害己。
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增强居安思危意识。
2004年3月,曾庆红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不断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问题。他认为,从政治领域看,我们面临来自霸权主义、周边地缘政治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方面的压力。从经济领域看,一是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关键发展阶段带来的压力,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就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一种是搞得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二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瓶颈压力。从科技领域看,一是科技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二是我国还没有形成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三是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研究开发和创新缺乏有效的支撑和转化平台,属于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成果较少。从军事领域看,伊拉克战争再次凸现军事实力以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一是一些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二是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时有出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当年曾庆红同志的上述论断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责任心、政治敏锐性以及对重大战略问题思考的前瞻性。
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继续深入总结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
早在2000年9月,曾庆红同志就指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丢掉了老祖宗。这个深刻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2002年1月,他在一讲话中又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共解散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在列举了这组数据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难怪苏联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他最后得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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