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2）

二

列宁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原则。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运用巴黎公社的经验，设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彻底摧毁旧官僚机构，并为防止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变成官僚，新政权应采取如下措施：“（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列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滋生的重要思想和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营私舞弊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号召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要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灌输“社会公仆”的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样才能逐步减少官僚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五六年中，列宁始终坚持和探索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如何发动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的问题。

列宁以身作则反对官僚主义和任何特权思想作风，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据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中，列宁就接待了来访群众125人次。斯大林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他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以雅科夫交换被苏联俘虏的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在法西斯集中营中死去。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一身清廉，俄罗斯学者尼古拉·阿尔图宁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一件短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离世，而他的银行存款仅有900卢布。当然，斯大林时期也出现了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欣赏个人崇拜，党内也滋生了特殊化的不良倾向，使党风受到严重损害。

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他们为个人私利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打击党内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勃列日涅夫不但贪图豪华生活，还热衷于追求个人的荣誉，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竟动用44个军官手捧他生前获得的200多枚各种勋章、奖章，一时传为笑谈。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接受各种贵重礼品毫不手软。一次他到阿塞拜疆视察工作，该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高昂的半身像，他笑纳之后，阿利耶夫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特权阶层横行无忌。据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这个特权阶层，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前苏联的干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6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有62％来自前苏联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而悲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