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2）

第二个要点，要明确看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三次在三个方面显示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第一次是在30年代苏联国内方面，只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机械化，使国家经济总量超过英、法、德、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大众和广大知识分子摆脱了剥削，劳动成果归劳动者自己共享，劳动收入和生活福利大有提高。社会主义消灭了失业，消灭了贫困，消灭了文盲，普及了社会保障(公费医疗，养老金等)，普及了男女平等(在受教育、就业、报酬、家庭地位等方面)，普及了人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职教育等)。如果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于30年代第一次在经济、文化方面凸显出先进性和优越性，那么它于40年代第二次就在军事、政治方面凸显出先进性和优越性。1941-1945年苏联军民浴血奋战，打退并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希特勒匪帮在所有欧洲占领国几乎普遍建立了傀儡政权，然而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苏联却始终无法找到它的政治代理人。苏联于1945年5月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势力之后，同年8月即挥师东进，对日本法西斯势力宣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投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二战后至50年代中期又第三次在国内外两方面都显示出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国内，自力更生，迅速恢复了备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几次降低物价，尽力改善人民大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1954年首先建成了核电站，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先河。在国际上，1949年和1953年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帮助东欧八国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于1949年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苏联红军还于1945年8月解放了朝鲜半岛北部，促进了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还解放了我国东北地区，随后又支援了我国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从东欧到东亚，13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缘和政治上形成横贯欧亚两洲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并立对峙。5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与文化建设欣欣向荣，已在世界上约占三分之一份量。这是有史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

第三个要点，要深切洞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从30年代中期形成起，就隐藏着三个方面的社会内在矛盾。

苏联历任领导人长期无视甚至掩盖这些矛盾，讳疾忌医。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以及商人、投机者，剩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都呈现出新的面貌。1938年他进而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1939年他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1](P237)我在1956年以前的教研工作中曾经一再引用斯大林的上述经典名言，当时我虔诚地信以为真，认为苏联这样“友爱合作的图景”正是我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和榜样。“苏联的今天是我国的明天”，当时广为流传的这句口号，说得多么形象，多么逼真！可是1956年春天读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发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错误的秘密报告后，我对苏联社会就开始另眼相看了。直到1997年我在深入探究苏联灭亡的深层原因时，我才洞察到苏联自从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社会内部就潜伏着三大方面的矛盾。第一方面的矛盾是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斯大林于1929年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36年他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后，1939年又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战后1946年他又强调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而且他预计再实行约三个五年计划苏联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斯大林在经济上急于求变求成，政治上权力过度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这样势必阻碍了生产力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第二方面的矛盾是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同劳动大众的矛盾。遵循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政府的实践经验，工人国家的官员是社会公仆，其工资待遇应与熟练工人相等，高低工资差距不超过五倍。可是1936年时苏联工资差距已达约30倍，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又增至约50倍，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更高达100多倍。苏联还实行兼职又兼薪，高级干部另享有住宅、别墅、特供商店等诸多特权。正是这个日益膨胀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后来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苏共领导人不过是其政治代表。第三方面的矛盾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矛盾。俄国共约有120个大小民族，1917年时俄罗斯族只占总人口约43%。沙皇俄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国内各民族是其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沙俄素有“民族大监狱”的恶名。十月革命胜利后，遵照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有波兰、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民族脱离俄国，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大多数民族依然保留联合，组成联邦制的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依然强盛不衰，使得像斯大林这样本属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民族的领导人也要依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才能维护其领导地位。斯大林执政近30年之中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歧视、压制各少数民族。1940年又把波罗的海沿岸早已独立出去的爱沙尼亚等三国又重新吞并加入苏联。到1991年民族危机的总爆发，终于成为苏联解体的序曲和绝响。我于1997年提出的苏联社会长期存在三大矛盾的新见解，在学术界得到很高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徐葵研究员说过：“我觉得高放同志揭示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三大矛盾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高放同志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从这三个主要矛盾中去寻找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刻原因。”[2](P86，83)我认为从社会矛盾的激化来分析社会形态的变迁和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