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给公车定位，更要给权力“定位”（2）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专家声音

公车管理不能只靠技术，关键是要引入外部监督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公车改革方案应该“阳光化”。叶青说：“世界各国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规定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越多’怪圈。”

时事辣评

权力更要有制约

公车私用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政府改进作风、减少三公支出的难点之一。各地政府能否就此乱象祭出重拳，实则体现了其对中央号召的态度和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

“行驶里程减少45%，连续两月出现公车‘零私用’，全年预计可节约4000万元。”广州市的“科技车改”的确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考卷。但是，刹住“车轮腐败”也好，净化权力环境也罢，都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无从抵达的竞赛，民众的满意并不会止于一张分数不错的小考成绩单。去年年初，四川南充也曾给市内的法院、烟草公司、电业局、公交公司四个部门的1034辆公车安装GPS定位系统。但一年多过去了，我们却无从知晓此项措施的成效到底如何。因此，广州此番“技术监控+曝光”的办法，的确值得称赞。如果曝光每月能如期而至，相信对官员的威慑力就能够持久。

但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科技手段是死的，人是活的。卫星定位有禁区，那用车官员大可以在禁区外延下车；监控获取的违规记录，公布哪些内容，最终也由人来确定。这些问题就说明，“技术反腐”仅是一个次优选择，给权力戴上镣铐方为上策。这镣铐可以是有形的，学习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给公车一个一目了然的标识，让公车真正在群众监督的阳光下行驶。这镣铐也可以是无形的，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对超额超标公车“一刀切”，同时形成针对违规使用公车行为的制度化问责，在法治锋利下践行人人平等。如此既可以规避因大范围推广高科技反腐设备而产生巨额行政开支，也能够借助“最好的监督员”人民群众的力量，给“车轮上的腐败”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