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推进改革要“先易后难”（3）

体制改革遇阻，体制创新当突围　　

时代周报：“要政策，还是要改革？”上海市市长面对李克强总理的提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你怎么理解上海在这一历史方位做出的选择？能缔造出改革历史上的第二个深圳吗？　　郑永年：我们谈改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体制改革，另一部分就是体制创新。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同的。从体制改革，因为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银行、国有企业、公务员、大学，没有一个是改革的动力。不是说中国体制改革难，所有的国家都难。日本的体制改革改不动，欧洲也是改革不动，美国也改革不动，奥巴马的医疗改革难度就很大。　　

在我看来，包括上海自贸区、前海的改革是一种创新性改革，一定意义上将它可以归类于我前面提到的“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打破固有利益”模式的改革。这一点的确类似于当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出来的经济特区。　　

关于上海自贸区，最近国务院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自贸区内暂停若干法律法规，我也注意到很多人认为其违宪。其实创新有时候就是要打破法律法规的束缚，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特区都是违法的。如果坚守法律法规，那还需要改革吗？当年邓小平搞经济特区同样是法律的不断突破。　　

对于上海自贸区，我有一个看法，即这是中国社会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多少选择的，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不可能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样的岁月，而体制改革又非常难，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出路呢？只能走这种体制创新的道路。　　

社会力量生长助力社会改革破题　　

时代周报：邓小平当年说，“谁不改革谁下台”；朱镕基说，“不改革，要完蛋”；但中国现在的改革相比过去时期搞改革的难度要大，并且大很多，如何才能破除这些阻力？　　

郑永年：从中国改革的条件来说，的确是阻力很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条件比改革开放初期好很多。1978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当年的改革是连“钱”都没有，需要借助外来的力量呀。为什么今天美国要提TTP呀，他们也是想借助外力推动改革。其实，任何国家改革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上海自贸区也是这样，把各种力量动员起来，国内没有的就借助国际的，当然两者结合起来是最好的。　　

我不觉得今天中国改革是一点动力没有，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改革呼声很强烈，只不过这些声音被压制了。我们如果稍微给他们一点空间，应该很快就起来了。民间力量，譬如广州的NGO是十分发达的。　　

我有一个观点，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渐行渐深，但也有一个误区：具体表现是社会领域，包括教育、卫生和住房领域是过分市场化了，而经济领域则是市场化不足。正是如此，我认为，现阶段和未来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主要原因有四个。　　

首先，通过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非国有部门，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因此，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体现。　　

其次，通过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第一阶段改革，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再次，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包括之前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社会制度，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呼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　　

最后，社会改革也可以为深化经济改革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外需驱动型的，现在外部需求萎缩，那么中国建立内需驱动型经济，就显得非常急迫。谈扩大内需谈了很多年，但为什么一直没多大进步？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自己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且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让普通人不敢轻易消费。因此，社会改革的推进，可以减轻城乡居民的压力，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为内需型经济的成长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