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推进改革要“先易后难”（2）

中国推进改革，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 　　

时代周报：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成为中国继续改革的最大阻力，你认为中国的特权政治正在变成“城堡政治”，并提出改革特权制度的思路—“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能否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郑永年：这首先要求我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改革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三十多年“从何而来”的历史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是可能的。过去的改革，并不是说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困难，一帆风顺。恰恰相反，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改革已经走过来了，证明无论怎样的困难，只要改革的策略得当，都是可以克服的。　　

其次，改革要确立一个方向。就未来来说，改革就是要回答“到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动员型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一旦大方向确立，那么体制就可以动员起来，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大方向，或者大方向不明确，那么不仅体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反而会出现体制固有的巨大惰性，演变成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和变革。　　

再次，改革要找到突破口。就改革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达到平衡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很难成为现实。实际上，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有时候，各方面不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就是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只不过，要意识到“易”并不是不存在困难，“难”也不是说不存在克服困难的手段。　　

在我看来，可以把“先易后难”这一改革的经验现象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论题：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和既得利益有关。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一旦触动到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所以，可以把“既得利益”定义为改革中的“难”。那么，改革中的“易”是什么呢？可以把“新利益”定义为“易”。“先易后难”就是说，要改革，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等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之后，再去克服“难”，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从而推进改革，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利益的逻辑来看改革，这并不难理解。从利益的角度看，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如果改革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没有人或者组织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动机，没有人或者组织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压力还是动机，都不会产生于既得利益的内部，而只能来自外部。其三，要从既得利益的外部来寻找改革的动力。新利益就是这个外部动力。只有当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对既得利益构成有效的外在压力，促成其改革。第四，对政府来说，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价和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除了政府本身，新利益是最大的代价和成本承担者。更具体一点地说，政府推动改革所承担的是政治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政治利益；新利益要承担的是改革的物质利益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物质利益。　　

以国企改革为例，当国企改革难以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时，我们可以通过税收、金融等杠杆对民营企业大力扶持，而伴随着民企增长又反过来倒逼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就是我认为的“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利益”。换言之，如果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不是有大量民营经济的存在，你想想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　　

利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会不断有新的利益产生，如此才能够避免新产生的利益变成特权阶层，进而可以为改革不断地寻找到外部的动力。区别于这种培养新的利益模式的是“城堡政治”，在我看来“城堡政治”将会导致一潭死水，最终必然是大家都在围城，如此改革的突破口将很难寻找，改革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社会结构有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保障。简单地说，如果过渡得好，中国就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过渡得不好，则会有相反的结局。　　

郑永年：我的判断是中产阶层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但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其他改革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丛生。只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和谐社会。最近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非常严重。但是，在有些国家，因为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状况则不然。　　

如果社会阶层的顶端是极少人的财富集中，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则是无政府状态。与社会顶端毫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相比，社会基层仍然处于贫穷状态，消费严重不足；穷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钱、权处于公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事件不断，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正是如此，中产阶层也会有社会运动和抗议，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和平的。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制造出大量的中产阶层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