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推进改革要“先易后难”

原题：培养新利益，突破旧利益格局　

在商言商之辩，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上海（中国）自贸区原则性通过……2013年还没有走完，就已经发生了系列标志性事件。如此看来，中国转型，正在一个关键点上。未来路怎么走，走向何方，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顺利转型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成功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些问题，随之凸显迫切。

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时代周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多年来他的观点备受海内外媒体以及政界、学术界的重视。他最近一本中文著作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此次广州之行中，郑永年教授主持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会议。

商人安全感与法治成正比

时代周报：中国大陆日前展开一场“在商言商”的争论，在争论中，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公司董事长王石提出，当前环境下，企业家已经不能避免引火烧身，沉默是躲不过去的。该如何看待王石呼吁背后的商人以及相关群体的这一行为？　　

郑永年：我理解王石为代表的部分企业家这一表态，这些年，我在国外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当下的中国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企业家移民—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海外投资与资本流失，前者是全球化的产物，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而后者则值得警惕；二是高级人才流失。一旦民间资本和人才都流走了，就只剩权贵资本了。　　

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也相当严重。比较一下日本等“亚洲四小龙”，他们经济起飞的20年，创造经济奇迹，同时创造了社会奇迹，培育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中产阶级规模过小，而一些财富精英更有不安全感。这一点类似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譬如泰国、菲律宾。　　

同其他国家企业家一样，中国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是很爱国的，也很有责任感，拥有巨大财富的中国企业家之所以不安，主要原因就是当前中国法治不健全导致他们不能体味到足够的保障。　　

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可以利用法律，在议会中争取权利，最终整个国家和社会越来越民主，可是中国目前还难以看到这一现象，最终企业家们只好用脚投票了。这样一来，“走出去”就只能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当然，如此一来，吃亏的就是国家和社会了，把财富转化成GDP流量，成为了其他国家的财富。　　

在我看来，王石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种警示。不同于那些用脚投票的企业家，这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他们的策略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声。可是，他们的声音如今还得不到足够重视，将来中国社会真的会出现权力与贫穷相互无止境地斗争，那将是很可怕的。关于资本家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原罪”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和经历过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在我看来，法治和透明化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通过税收让他们去做好事情。　　

社会管理从政法管理中剥离 　　

时代周报：与商人阶层的不安全感相对应，整个社会仿佛正在“变狠”，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过去的信访+维稳模式酿出这样的结果。　　

郑永年：从本质上讲，信访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点类似于传统中国的钦差大臣。上访制度的本意就是让底层老百姓有机会来表达他们不能在底层表达的诉求，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其它方面的。但这一制度的运作结果刚好相反。这一制度既培养了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也产生了某种微妙后果。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就是依附这一体制而生存的整个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论证着这一体制的合理性，维持着这一体系。而另一方面，体系之外，也存在着利用这一体制的弱点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可能和空间。而且，个别专业上访、闹访者们的存在，基本占据了这个体制的绝大部分空间。　　

时代周报：据你的观察，近年来，中国“维稳”模式是否在发生变化？　　

郑永年：这些年“维稳”制度造成了很多的恶果，譬如湖南的唐慧案和北京机场的冀中星，整个社会的“变狠”只是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味地批评地方官员，因为这主要是制度的产物，其实整个过程中，地方官员也是上访制度的受害者，会因为有人上访，他们全年的工作业绩没有了。在我看来，信访制度产生的都是受害者，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上访户，没有一个案例中出现过双赢局面，都是双输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一步取消，因为现在的信访涉及很多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的东西。　　

幸运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维稳”系统有了新的积极发展迹象，尤其是政法委有了积极的转型。首先其是把社会管理功能从政法委分离出来，这个方向无疑符合科学和人权原则。从经验看，政法委主要是针对管理和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例如犯罪分子）的，而社会管理的对象是正常社会成员。如果把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的手段，用于管理正常社会成员，肯定会出大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政法委已经开始转向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例如政法委已经宣布，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政法委可以更进一步，在进行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征求专家和民意的基础上，对旧的法律体系做一个系统的清理和重建。应该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老路上去了，社会管理的内容一定要和政法委管理的内容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