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对福斯特所持的上述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他说:“有关生态危机的假设,即地球总是‘易受伤害的’,或者我们实际上破坏了地球,以否定形式重复了那些渴望统治地球的人的自负主张”;“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人类是‘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的活跃主体’,并且总是处在适应他们自己创造的生态系统过程之中。因此,说到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好像它们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独立系统,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一个贴着‘社会’标签同另一个贴着‘环境’标签的盒子相互作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典型做法不仅几乎不具有直觉意义(试图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划出两个盒子的边界),而且它亦几乎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或历史理由”。[22]
在哈维那里,由于人与自然处在内在关系之中,所以社会与生态系统也就处在内在关系之中。用哈维的话说:“人工生态系统往往例证并反映着创造它们的社会系统”。[2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哈维反复强调说:“显而易见的是,所有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如果全部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规划,反之亦然,那么,某种‘自然’和‘环境’概念就在我们所言和所行中无处不在。……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全部批判性考察同时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全部生态计划(以及争论)都同时是政治—经济的计划(和争论),反之亦然”。[24]哈维甚至进一步认为,由于生态系统是对社会系统的例证和反映,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所以,“像……全球变暖、局部环境退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阶级问题”。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因此,“以阶级斗争来创建某类国际共同体可以更好地减缓广阔社会生态行为领域中的压迫状况”,从而促使环境或生态问题的解决[25]。总之,按照哈维的观点,如果说可以称为“危机”的话(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哈维实际上是反对这种称谓的),那所谓的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实质上都是社会的危机,归根结底也就是人的危机。
三、解放自然,还是解放人?
如上所述,福斯特仍然是在将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系统分割开来的背景下反思环境或生态危机的,而且,从福斯特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给自然或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灾难,造成所谓生态危机的正是人类社会或者说是人本身?
而正如哈维所指出的,“有关生态危机的假设,即地球总是‘易受伤害的’,或者我们实际上破坏了地球,以否定形式重复了那些渴望统治地球的人的自负主张。潜台词是,地球有点脆弱,我们需要成为保健式管理者,或者是照顾它使它康复的保健医生。这使福斯特做出了特别自负的结论:‘基于人类和地球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要阻止制度化贪婪对地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掠夺,那么对整个地球进行有意识的和集体性的组织就成为必然’”。[26]哈维还指出:“福斯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考摩纳的论点,即‘在自然系统中,任何重大的人为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27]
这充分说明,福斯特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人类的暴力之下拯救地球,或者说是从人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自然。也许福斯特“在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人类社会已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口。从地球要为人类服务的意义讲,它的被破坏程度已使自然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生态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割的”[28]的说法会使人感到,福斯特似乎也在思考人的解放问题,但福斯特“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29]的论断已经充分说明,在福斯特那里,人的解放最多只是一种解放自然的手段。况且福斯特“为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是超越人种、阶级、性别、帝国压迫、环境掠夺等相互关系的斗争,这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30]的论断已然表明,要想在福斯特的框架中实现人的解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由于哈维认为所谓的环境或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是一种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所以,在哈维那里,解决环境或生态危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解放人的问题:“关注我们的环境就是关注我们自己”[31];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人本身。或许可以说,在福斯特那里,是因为要解放自然才需要解放人;而在哈维那里,是因为要解放人才需要解放自然,而且,由于自然只是人的身体,所以解放自然本身就是解放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教授戴维·佩珀“人类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不允许我们对非人自然的关切代替或超过对人类的关切是重要的”[32]这样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哈维的观点。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