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局内人对局外人的剥削

具有真正决策权和影响力的人称为局内人，而把那些基本身在局中却没有决策权的人称为局外人。“局内人”对“局外人”的剥夺对一个国家走向公平、和谐、幸福和繁荣来说，具有多种负面效应

近日，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日，有河南网友爆料，郑州部分编制内环卫工嫌上班累、不干活，转而雇一些年老的农村人替他们干活。据了解，编制内人员工资为4000元左右，而临时工只需1200元。就其根本而言，编制内环卫工是“局内人”，而临时工是“局外人”。这里，是作为“局内人”的编制者对作为“局外人”的临时工施加了剥削。可是，为什么会产生“局内人”对“局外人”的剥削呢？

关于此，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这个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尤其是就业的周期性波动的。在这个理论里，局内人是指目前已经在职的雇员，或暂时被解雇但与在职雇员同属于某一利益集团的人。局外人是指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失业工人或短期在职的临时工，局外人不受企业或行业工会的保护。在企业中，存在着一种成本，叫劳动转换成本--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成本或者从生手变成熟手的成本。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厂商在用局外人代替局内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因此，尽管局外人愿意接受比局内人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转换成本较大，压低工资的所得不足以补偿转换成本。所以，厂商不愿意以较低的工资来雇佣没有经验的局外人，而是乐于继续雇用高工资的局内人。这样，与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就具有就业上的实际优先权，从而使局内人在劳动市场上获得市场力量。而且，这种市场力量还因局内人的合作而加强。局内人所拥有的市场力量迫使厂商先雇用局内人，在所有的局内人都被雇用后，厂商才会去雇用局外人。

在调整工资时，局内人也不会去考虑局外人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变动工资。比如，工会代表局内人与雇主谈判时，往往只考虑工会的利益，极少考虑非工会成员的利益。而雇主呢？他面临局内人的要挟时，却会受到转换成本的制约，而不得不答应局内人的要求。另外，当雇主不答应局内人加薪的要求，而雇用局外人时，局内人会选择偷懒来进行抵制，从而造成效率下降。于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不能很好地合作，产生内耗，等等。这些情况都会给雇主带来隐形损失。于是，在局内人的强大压力下，局内人的工资提高了。

在经济面临负面冲击而企业需求减少时，局内人的主导却会导致在职工人不愿意削减工资。在需求收缩而工资不变时，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劳动引致需求减少，就业率下降。当需求增加时，局内人都被雇用后，仍有对劳动的引致需求，此时，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局外人才会被雇用。这些需求的冲击，形成了就业的实际变化。当冲击过去后，就业并不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仍停留在变动后的实际就业状态，该状态一直持续到另一个冲击来改变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就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其实，在我看来，如果加入权力结构的因素，从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待“局内人-局外人”现象时，这个理论就会有着更广泛的解释力。从本质上看，关于失业周期性波动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是一种权力失衡下的必然结果：既得利益的局内人在调整工资时不会考虑局外人的利益，仅是为维护局内人的利益而变动工资；而且局内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或其他优势来影响雇主的雇用政策，使雇主减少对局外人的雇用；或者局内人会利用信息优势来剥削局外人或新加入者。当局内人所在的组织是一个狭隘利益组织时，这种阻碍或剥削会更大，因为狭隘利益组织是排外性的组织，在位的“局内人”为防止其利益的稀释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或尽量减少其他人员的进入，或利用其信息或权力剥削“局外人”，从而导致失业、不充分就业和收入分化。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由于约束不一样，“局内人”和“局外人”就有着其独特的划分了。在这里，我把具有真正决策权和影响力的人称为局内人，而把那些基本身在局中却没有决策权的人称为局外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是否身在“局”中作为划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标准，而以是否具有决定“局”的走势的力量作为其划分标准。相对“局外人”而言，“局内人”拥有着更多的权力。而由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就产生了三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警觉的景象。

一是“局内人”对游戏规则的决定。一般来说，游戏规则----即制度----是由强势的博弈方，即“局内人”的偏好和利益所决定的。在我国，由于政治过程的参与程度低、透明度欠缺，多数公共政策和制度就成了少数“局内人”的事情，他们可以替代大众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而且，在现有约束下，明明是“局外人”的，却会因为拥有权力而成为“局内人”，而明明是受政策和制度影响的“局内人”却因为缺乏权力而成为被代表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