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停滞不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5）

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

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样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

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

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很快被压了下去。这个时期，从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他在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十分卖力，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又最起劲，并且在批判时，还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

勃列日涅夫思想守旧，缺乏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都会很困难。他的助手给他写讲话稿时，他对他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理论家，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删去经典作家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勃列日涅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出现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他上台初期，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积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1970年代中，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表现不满。据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回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这样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转引自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到后来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病人之后，更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改革，整个体制改革像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国家一样，朝着停滞方向发展，不断地滑坡。

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他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就必然会日益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已被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

“布拉格之春”与美苏争霸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推行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是修补性的。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使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不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试图推行的改革具有相当代表性。由于历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捷克斯洛伐克于1963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降至0.54%，工、农业发展水平低于战前，外贸逆差大大增加，职工工资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增长，并于196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是与中央各部平行的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方案，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要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

捷克斯洛伐克力图推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要从根本上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斯大林在二战后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体制模式决裂。这样的改革目标必然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对，最后决定出兵镇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明，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留下的意识形态行事的，在他看来，任何背离苏联模式就等于背叛、犯罪，他确信如果不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他曾对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年科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倾向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镇压结束后，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说，1968年捷共的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一年也是苏联国内保守分子十分活跃的一年，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不赞成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苏联推行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阿尔巴托夫谈到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时指出：“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另一方面，实行扩张、争霸政策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如果以苏美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来考察，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国内与国际诸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80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继承了斯大林的传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扩军、争霸的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军工综合体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据一般估计，苏联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当，甚至还超过美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如何保证巨额军费开支所需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保证其扩军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