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现在说两点。第一个问题说到独联体的状况,我不说在独联体更好些。在独联体,有人说存在着东方式专制,西方人却说:这里的民主制度受到了保障。所有的国家,中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是民主的,这有些过早了。在独联体国家,情况很复杂。现在,我们不能教育独联体国家,现在经济空间还保留着,但我们相信乌克兰会破坏掉。哪怕会保留一个四国的经济空间。但我们自己要做得好些,给人们做个榜样。将来也能从俄罗斯学习一些东西。现在,还能尊敬俄罗斯吗?当人们看到俄罗斯人在别的国家权益遭到践踏,而俄罗斯却不能保护,谁还会尊敬俄罗斯呢?这就是我们同独联体的关系。我们需要自我诊治,独联体也需要自我诊治。您说的“橙色革命”,当它到来时,我自己都很惊讶,从其所具有的方法规则来看,它使我想起了二月革命。很难想像,两个时代,方法却一样。社会成员差异很大,而社会为了对抗当局不惜任何代价。
第二,底层的不满情绪,经济的不满情绪。第三,武装阶层的行为。当彼得格勒没有黑面包,但所有的商店白面包都摆得满满的,其他食品也很丰富。但大学生和资产阶级却开始走向公众场合要求“面包”。但他们不需要面包,他们需要的是造反。对于这种规模游行,需要国外势力的财政帮助,这个帮助显然是存在的。虽然一切早就为我们所知。德国的资金经过了斯堪的纳维亚传过来,送到了那些布尔什维克手中,但不仅仅只是他们手中。只要谁参加了游行,就都会得到钱。当然,那时汇钱不容易,钱用小提箱和小额汇款被带过来。现在,无数财政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被打开了,立刻且无数多……信息可以通过因特网或其他形式来传递。需要帮助的话一提,马上收到所想要的。在“橙色革命”里,没有什么特殊创新之处。
如果说在社会和权力机关存在着强大的冲突,出现非常不和谐的情况下,如果外部的帮助到了反对派手里,那么就会出现像“橙色革命”那样的革命,将遍及各地。虽然目前还不是遍及各地,方式可能不同。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认为,这里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定的。没有内部因素,这件事就很难发生,但是有了内部因素,他们还需要钱,需要帮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革命的得到的钱绰绰有余了。钱的问题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发生“橙色革命”的可能?
索尔仁尼琴:在1917年当局认为什么都不可能。但是后来,这件事发生了,如果不断地激化局势,那么可能就能达到目的。现在我们的局势在激化,在拿走我们的民主,我们存在民主的威胁。请问,通过我上面说的话,我们什么样的民主在受到威胁?我们有人民主权吗?没有,什么时候也没有,一分钟也没有过。如果说拿走我们的民主,那么我们只能是有民主的情况下,才能说拿走。没有的话就拿不走。我们从戈尔巴乔夫早期开始以及在此之后,从来没有民主。我重复了许多次,我们没有任何民主,甚至没有与民主类似之处。我再重复一遍,民主是一种社会——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自己用独特的(群众式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没有这一点,老百姓就会向当局要求,这就很危险了。
在头脑中包括在反对派的头脑中应该对国家有些责任感。任何国家都能够被瓦解。但是,如果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心,那么国家不应该被解体,而应该被医治。需要进行耐心的改革。现在国家杜马表现得特别轻率,经常改变法律,甚至自己替换自己。就像醉人两头摇摆,这哪叫立法呀?根本不问老百姓。我重复一遍,人们应该走向街头或者绝食抗议,否则谁也不会听到人民的呼声。
主持人:而民主怎样成了重建世界的工具?您非常了解美国民众的社会心理。您在那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您认为,在美国人的理解里,民主作为重建世界的工具,是思想上的幼稚,还是有意识的一种可以掌握世界的工具?
索尔仁尼琴:现在在美国,已经不是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出现了类似荒谬的计划和冲动,即在整个星球中种植民主,并且已经开始种植了。首先是在波斯尼亚,并发展成为流血事件。然后轰炸南斯拉夫,在阿富汗办民主,已经办好了,在伊拉克也取得了很大的民主成绩。在伊拉克之后,可能是谁?下一个可能是伊朗。那里有一些思想家,自由的思想家,他们懂得民主是不能够被种植的。和“大棒”一起“取得”的民主一文不值的。民主必须根据人们的需要缓慢地发展,在人类文化亲近和交融中缓慢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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