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政治认同（3）

2.风险社会导致了“个体化”危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导致了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原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决定。”因此，“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个体必须忍受永远的不利条件，去学习将自身看作行动的中心和自己生涯、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等的规划者。在反思性生涯的状况下，‘社会’必须作为一种‘变量’进行个体化的操作。”于是，原有的社会认同基础逐步被破坏。个人被迫成为自己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产生了“个体化”危机，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

3风险的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它不仅重构了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生活目标，而且使个人的家庭生活、性、情感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是‘内在的’，它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或者说二者有着辩证的关系。如今，我们所说的私密及其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总之，我们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这种全球化也对当代政治认同提出了挑战。一方面，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超国家机构的形成，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削弱了民众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对当代国家的政治秩序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造成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

三、基于风险社会的政治认同增强的对策分析

风险对人的影响是双重的。风险社会带来了政治认同的困境，同时也为解决困境提供了契机。

（一）加强制度性建设，规避制度风险

风险总是与现代制度紧密相连的，现代制度为风险的形成和扩散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框架，风险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制度被建立以防范和化解风险，但这种制度本身却往往又成为风险的源头。制度的失范是风险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原因。“现代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大大提高了人们认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但因制度系统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制度功能部分失效，最终又成为更多、更大的风险不断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从这种意义上说，风险已成为一种“制度性”风险。“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界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被放在了制度的中心。”“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围内建构特定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要规避和解决这种深层的制度性风险，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增强各种经济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以增强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为此，贝克大声疾呼：“为了说明世界风险‘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促进形成应对全球风险的‘国际制度’。”而制度认同是增强政治认同的保证，制度能为认同提供合法性认可与支持，为认同主体行为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政治秩序。作为规则的政治制度通过规则体系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活动方式予以限制，还可以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激励或偏好产生约束作用。此外，政治制度能够以促进合作的方式为个体的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保障，以增强他们的集体认同。为此，要加强制度性建设，努力规避制度风险。

（二）维护大众的利益，实现利益和谐

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范畴，是需要主体和需要对象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直接促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这是因为，“从特殊利益出发的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可能——尤其是在政治特殊利益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不协调、相互冲突的时候，即政治行动导致并扩大风险”。“由于政治行动以自己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对于现有的即使风险后果已经明显显现的社会实践行动，为了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就会对这些实践行动采取默许、认可甚至纵容的态度。”在风险社会中，利益不仅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隐性线谱，而且成为社会行动施向的潜在标杆。政治认同本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追求性，他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利益需要驱动的，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政治体系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形成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倾向性。为此，要维护大众的公共利益，实现利益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