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世界潮流（4）

解构“人民”

当“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很少有人对此历史意义有真正的理解。比如马克思，他强调人民的阶级性——工人阶级起来了，它的历史作用就是推翻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十九世纪直至今天，大量的思想家都对“人民”的意义不甚了了。不理解就出现了认识偏差。左倾的支持人民，支持某一类人民，甚至想推进某一类人民势力的增长；而保守的人反对、惧怕人民，试图抵制人民力量的兴起。

对历史过程理解的偏差也反映在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时产生的问题意识中。早期的西方学院派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数比较保守。他们也许并不会认为闹事的人的要求都是无理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争取权益的合法渠道，因此人们完全没必要用社会运动、甚至是更为极端的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权益。他们还会认为参加社会运动的人是不理性的，容易听信谣言，因此他们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谣言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等等。

二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和大学生群体有了很大的扩展，许多家庭出现了第一代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新左派运动式微后，不少参加运动的学生继续求学，有些进入了研究生院，试图了解自己过往行动的历史意义。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运动参加者的非理性一面，并且说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是随谣言起舞。左派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提出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在新的视角下，社会运动不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而是一个被政体排斥在外的群体进行抗争的政治过程。这一新的价值指向，以及伴随着这一指向而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意识，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其实不过是对“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状况的一个描述。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人民”的范畴已经大大超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规模。今天的欧美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原来主要是左派搞运动，现在右派也搞；原来是社会下层搞运动，现在上层也搞；原来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男性，而现在女性大大增多；原来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现在是什么年龄都有。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权益这一方法。

新的研究视角对“人民”性质的左倾理解还带来了另一个误区。一般的观念是，在现代社会的三个行动者中，国家和公司都是坏的，而人民则是好的。必须说明，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国家有枪有炮有警察可以镇压，而人民只能示威游行；国家还控制着大量的信息，他们能做广大人民做不到的事情。公司企业手上没枪没炮，因此没有国家的专制能力，但是他们有钱，并且掌握着许多人民无法知道的信息。权力和信息上的不对称给了国家和公司很多便利，而怎么控制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难题。

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会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人民”加上光环，似乎“人民”天然就是好的。各种所谓的公民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或者说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来抵抗国家和公司的力量几乎成了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但是如果采取更冷峻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复杂了。“人民”是个很驳杂的群体。当前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几乎都是人民的一员；在美国，支持堕胎的和反堕胎的都是人民，而资本家在国会山游说之余也会去搞社会运动，以人民的资格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另外，希特勒就是人民支持上台的。世界上除了中国、法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都发生过惨烈的种族屠杀，而人民往往是种族屠杀中的急先锋。还比如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公司和人民（包括大多数环保人士）都是罪人，谁都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学者面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不应该简单赋予国家、公司、人民以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考察他们各自的性质、力量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如果有人问笔者对人民政治的担忧何在，那么我的回答是：就欧美政治发展而言，我一直在观察着美国保守宗教势力和欧洲右派力量在近些年的迅速发展。这些发展不但会影响欧美“人民”的构成和性质，而且可能会对欧美的国家性质和经济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我所不希望看到的重大影响。

本文还有以下两层用意。其一想告诫那些具有强烈精英主义、充满“国师”欲望、而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近两百年来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将是螳臂当车。其二是告诫那些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持有简单自由主义观点，但同样也是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