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世界潮流（3）

天主教的式微还取决于天主教的性质。天主教对唯一真神的信仰促发了僧侣对《圣经》文本真理性探索的渴望，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中世纪僧侣阐释《圣经》所发展出的一些重要论点（如地心说）却在科学发展中被证伪，《圣经》的权威性因而大大被削弱。天主教的性质不但造就了《圣经》的真理性，还迫使教庭不遗余力地捍卫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解读。类似路德提出的“异端”思潮以及“异端”天主教组织在中世纪经常出现。在教廷力量的鼎盛时期，教廷可以在国家力量的配合下，迫使“异端”思潮或组织的领袖公开认错，甚至动用武力消除他们的影响。但是，中世纪后期国家力量的发展使得教廷的政令不再畅通。因此，当路德贴出他的几张“小字报”后，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君主就分成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拨，使教义之争转化成军事冲突，并且迅速扩大至整个欧洲。在这一冲突过程中，欧洲的国家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而教廷的力量则在衰弱。

大约在路易十三（1601－1643）至法国革命这一段时间，欧洲的教廷力量继续走向衰弱，而国家力量则进一步增强，贵族群体部分地分化为国家官僚和商人，商人的势力有所增长但逐渐被锁进了边界日益明确的国家之中。商人与国家精英既冲突又合作，为欧洲殖民打开了空间。但是在同时期，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明显的集权倾向。法国在集权道路上走得较远。在英国，因为贵族和商人势力的强大，国家集权化反而引发了光荣革命。英法两国是长期宿敌，光荣革命后两国继续争斗。在争斗中，集权的法国却往往处于下风。这是因为：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光荣革命后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因此，当国家处于危机时，英国的精英阶层能更有效地动员起来，帮助国家征税，进行战争动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在法国，路易十四集权后给了贵族大量特权并把他们闲置起来，但是法国在同时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官僚体制来取代贵族的功能，因此法国的税收能力反而大大落后于英国。财政危机的发生，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促发了法国革命。革命后，民族主义情绪在法国大大增强。在拿破仑的带领下，为法兰西民族而战的法国军队在欧洲一度所向披靡，给其他国家就形成了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或者说其他国家必须推进民族国家建设才能得以生存。这样，民族国家模式就在整个欧洲发展了起来。你要让民众为民族国家而战，你就必须给予民众一定的政治权力。于是公民这一概念在欧洲开始扩散。一个全新的社会行动者——人民——逐渐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人民”力量兴起的唯一源泉。欧洲商人的强大促进了商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并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以蒸汽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出现了大工业城市、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及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欧洲国家却不能为工人提供劳动条件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保护。在世俗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左派知识分子把这些现象解读成资本主义的黑暗，并且制造阶级意识、搞工人运动。十九世纪时福利国家尚未建立，国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新兴事物，因此左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左派运动的巨大压力下，不少欧美国家渐渐学会了分而治之、分而打之的办法：你如果闹得极端，就镇压你；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我就慢慢让你合法化，允许你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法抗争。面对这一国家对策，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或者说工人在此后变得更倾向于通过改良性的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工人抗争和国家的妥协为“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另一个条件。

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欧美的兴起还和以下的社会变迁有关。

第一，宗教战争和天主教在西欧的衰弱为世俗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世俗性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武器。

第二就是教会势力的“人民”化。十九世纪后，宗教力量在欧洲进一步衰退，天主教会不再是欧洲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不少人把这一历史进程错误地解读为“世俗化”，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重要，这一认识有误。但是，宗教力量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性质的确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宗教行动者在欧美不再主要作为一个精英群体，而是作为一支“人民”力量加入了现代的政治过程。当教会适应了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后，它们也会运用选举政治、社会运动，甚至是革命来获取权力。

第三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开后，西方的左派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的民主化，欧美的左派力量分裂严重，认同政治应运而生。所谓的认同政治，就是在没有普世性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为比较单一目的而发起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西欧和美国的左派普遍认为这是左派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削弱了左派阵营的力量：认同政治把左派阵营割裂成许多片块，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右派和保守势力却在整合。就本文而言，认同政治的历史意义在于“人民”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处于“病态”的亚文化群体逐渐加入了政治过程。

第四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在人民形成的早期，参加游行和示威的大多数为社会下层或者是年轻学生，而国家则往往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的对策。因此，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数是男性，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因为这些人打架打得动，逃起来跑得快。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被进一步纳入合法的制度框架，而社会抗争在认同政治兴起后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也在不断减低，抗争被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减小。同时期，欧美的右派、社会中上层和宗教团体也越来越能自觉地运用社会运动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当今欧美社会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谋取利益。欧美社会因此变成了社会运动社会——人民的范畴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总结一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而欧洲的精英群体主要由君主、贵族、教会和商人四个行动者组成。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君主势力转变成民族国家，商人转变成公司 /企业，而三类人士——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则转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世界其他各国的传统精英政治结构也被摧毁，“人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走上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