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世界潮流（2）

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

现代社会的到来与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有很大的关系。欧洲的国家和商人集团的势力在精英政治的衰败过程中大大增强。这两个群体力量的增强促进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支持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促发了左倾阶级政治和右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乃至西方各国的国家精英被迫以各种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消解激进政治，“人民”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动者。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给非西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殖民压力，迫使后者向西方学习。而学习不成功的国家则会沦为殖民地或者是爆发革命。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形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主导。追根溯源，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必须从欧洲精英政治的衰败这一历史过程开始。

国人长期把欧美近代以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迷思。欧洲的特殊性在于：在西罗马垮台后，欧洲的精英政治始终达不到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印度和中东）都在不同形式下达到了的一种稳定状态。此处所说的“稳定状态”指的不是这些地区的精英群体内部不存在竞争和冲突，而是说这些地区精英群体内部的争斗对已成型的精英政治结构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金观涛曾经用“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来刻画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结构和整个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其实，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欧洲之外的所有文明体都处在各种不同的“超稳定结构”下。不过，与金观涛不同的是，笔者并不把欧洲的发展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也不把其他文明中的各种“超稳定结构”看作是“落后”。

如果把中世纪欧洲想象成一个人，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在任何状态下对自己生存条件都不满意的人，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由于四个精英群体间的长期争斗，欧洲既回不到罗马时代的统一又达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平衡。欧洲难以达到稳定状态的很大原因在于国家和天主教势力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欧洲君主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行动势必受到教会势力的制约；但是君主手上拥有更为强大的军权，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具体而言，罗马教廷既需要国家的保护，又想控制甚至是压制国家力量的增长。教廷和欧洲各国在任命主教权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结盟和争斗，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引发了多次战争。这是欧洲政治在很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侧面。然而，欧洲不少国家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不断冲突中强大了起来。这些国家在战争中获取了新的地域、增强了税收能力、建立了官僚体制、加强了对贵族甚至是教会人员的控制。

在欧洲形成的早期，法兰克人到处扩张。不过，由于当时国家力量微弱以及多国并存，使得民众有选择逃离的余地。为了避免新占领地区的居民选择逃离，法兰克统治者不得不与他们建立契约，欧洲于是出现了不少“自由村庄”、“自由城镇”。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占据着有利地理位置的村庄和城镇逐渐发展为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于国家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政治由商人控制，并且大多数拥有军队。这些城市中居住的知识阶层也开始生产新的思想，对城市的生存方式进行合理化。欧洲商人势力日益强大，成了精英冲突 / 竞争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至此，欧洲产生了两个相互重叠的冲突 / 竞争场域：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冲突和商人主导的经济竞争。这两类冲突 / 竞争都有着很清楚的输赢判别准则；同时，为了赢得战争或经济竞争，竞争中的各方自然力图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威力更大的武器和更有卖点的商品。这两类冲突 / 竞争因此大大增强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促进了工具理性（只讲输赢，不讲对错）精神在欧洲的增长，给了本来没有方向和本体性意义的历史一个“发展”的表象。近代欧洲思想家给这些表象赋予正面价值，因此就出现了诸如黑格尔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进步”史观。

但是，如果欧洲历史只是由军事和经济竞争来主导的话，那么它们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假设欧洲的教会势力始终能保持中世纪的强势，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为天主教的价值观会阻碍以盈利和打赢战争为唯一目的的工具理性的增长。但是，欧洲天主教的势力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削弱。天主教势力式微的背后有着许多原因。首先，教廷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却不能有效控制后成长起来的英、法和西班牙等国。特别是法国，差不多在整个十四世纪都控制着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触发了东西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1417）。教会分裂削弱了天主教在欧洲（特别是南部）的影响力，与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一起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全面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