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今天该如何反“官僚主义”（5）

路径 需要解决授权机制的问题

民众普遍参与到授权、控权、确权的过程中，就会有效抑制官员的官僚主义冲动。这是一切成熟的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做法。

新京报：今天反“官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任剑涛：应该说，领导人与民众对官僚主义的痛恨是非常真诚的，但反对官僚制度具体路线的确定需要有一个实现政治期待的崭新定位。

实现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期待需要进一步区分官僚主义，哪些是历史原因导致官僚主义，交付给历史去解决；哪些是体制上的安排，可以使官僚主义在体制上有所克制；哪些行政体制的安排可能会导致谨守岗位制度、不积极有为的官僚作风，需要在行政制度上严密规定；哪些是在社会心理上可以去满足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社会期待，哪些社会期待在制度上无法兑现，应理性地告诉公众。

反对官僚主义不等于瓦解颠覆官僚制度，要使社会心理合理化，这就使得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的官僚主义在结构上必须去细分，而不能笼统地定位我们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否则，这样的反对官僚主义可能是愿望越迫切，效果越失望。

新京报：你的建议是？

任剑涛：今天重提反对官僚主义，预示着反对官僚主义将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要把道德化的取向和制度化的取向有效综合起来，否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效用就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所以，今天重提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在历史、政治、行政和社会心理的角度，也需要从社会政治层次的考虑和学理深入分析推动制度的建构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在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反对官僚主义的系统思维。

新京报：怎样做才能消除这些“官僚主义”？

任剑涛：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之所以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各种新老表现形式，既危害了执政党长期且稳定的执政地位，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有效限制官僚主义的诸种表现形式，解决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严重不满，就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