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今天该如何反“官僚主义”（3）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任剑涛：所谓“政治担忧”就是担忧领导集团脱离社会、高高在上，历史上一切官僚集团和政治实体最后衰败和被推翻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官僚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于社会公众需求，因此相对清醒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危害都是高度警惕的。

另一方面，这又与他们的政治期望联系在一起，国家领导者基本上都期待自己领导的政党和国家，能够克服此前的所有国家因官僚主义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期望能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封建或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制度所带来的危害。

新京报：“学理分析的视角”是什么？

任剑涛：对现代官僚主义分析最重要的先知就是马克思·韦伯，他特别强调，现代官僚制度关键在于使每一个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人能够结合自己高低层次、部门差异来定位岗位责任，完成了岗位责任就是脱离官僚作风、使官僚体制能够起到良好治理国家效用的合格行政人员。

新京报：这两种视角对今天看待“官僚主义”有何启示？

任剑涛：有三点启示。首先，反对官僚主义，要在官僚作风和官僚制度之间达成一个良好的平衡，这是寻求现代行政管理绩效提升的一个杠杆。

其次，现代行政人员都有进入制度化规则的行政岗位的必要，但要高度警惕以道德追求来替代岗位要求的不适当选择，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

再次，如果要反对官僚体制，官僚主义可能没有了，但可能又打破了政府结构，整个体制化的绩效大为下降，结果可能是体制消解，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非常可怕。

新京报：从这个角度看，“官僚主义”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任剑涛：追究当下造成官僚主义恶劣局面的原因，必须先行追究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具有的历史渊源。官僚主义的新老表现形式有很多。之所以区分新老，是要明确官僚主义并不是新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才带来的特殊问题。一方面，官僚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源头。

另一方面，官僚主义主要还是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机制造成的。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官僚主义作派，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来追究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官僚主义主要是由于制度匮乏、机制不当、作风陈旧、权力封闭造成的。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来呢？

任剑涛：这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历史迈进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建设的急骤步伐，进一步固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形成的官僚主义作派，同时又出现了因应于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势出现的、新的官僚主义弊端：一者，权力授予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结构也就没有改善，官员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制度弊端因此没有克制。二者，党政决策机制缺乏公开性、公共性和透明性，民众被隔绝在决策机制之外，因此各自的期待与融合，缺乏动力，互不理解与互相轻视更为强化，官僚主义作风无法从根子上纠正。

另一方面，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官员的利益诉求不被制度化承诺，诸如高薪养廉、制度反腐的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官员的合理合法利益得不到保证，在社会利益蛋糕迅速做大的情况下，不平衡的利益心态便成为一些官员暗地里谋求利益的动力。结果，明里拒斥利益、暗里伺机敛财，成为官僚主义不违法谋利、但不合规求财的行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