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标签拉大干群心理距离

新媒体与官员形象的“伴生”关系

我们讨论在新媒体舆情环境下地方官员形象重塑这个话题时，必然隐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在以前某个时间段内地方官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曾经是好的、正面的，今天要找回来；第二，新媒体在官员形象重塑过程中有积极、正向的作用，但也有不利的方面，我们必须扬其长而避其短；第三，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借助新媒体舆论工具为地方官员塑造一个新形象，这个新形象既可以和过去的“好形象”具有相同的内核，也可以不同，但在维度上必须保持正向。从现有的情形看，众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第二点上，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评价新媒体的“负面影响”时，很多人却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地方官员形象的倒塌与新媒体脱不了干系，甚至认为是由于新媒体的“掺合”、新媒体的不可控等因素才导致当下地方官员形象的恶化或丑化。其实，这二者只不过在时间上有重合，在表象上呈“伴生”关系而已，而并非因果关系。假设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实验证：在不使用新媒体的地方，地方官员的形象比使用新媒体地区的官员形象在整体上好，而这个事实并不存在。这说明新媒体并不必然把地方官员形象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在作用和性质上它是中性的，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地方。

在地方官员形象的形成过程中，借用一下传播学的概念，有三个环节参与其中：官员、媒介、受众。所以，要重塑地方官员的正面形象，必须三个环节上都努力。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官员自己的行为是源头、是基础，但是从形象形成的角度看，受众却是主体，评价的主动权掌握在受众手里。只从媒介环节上思考问题，思路是狭窄的，而如果仅仅在新媒体上寻找着力点，则更加狭隘。从源头上讲，某些地方官员的行为才是祸根，只是新媒体的出现，让这种“坏事”传得更快、影响更深，传播者在中间也更容易添油加醋。从受众方面看，受众心理、情感、意志、价值观、经历等都可以对地方官员形象评价产生影响，因此，公正地讲，受众对于地方官员的评价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支配，更会极大地扭曲真相，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

身份标签拉大干群心理距离是官员形象危机首要原因

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的三个环节里，都可以看到一个影子：身份标签。正是这个身份标签把干部与群众划成了两个圈子的人，这种身份隔阂导致他们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沟通。在中介环节上，群众把传统媒介看作是官媒，既然是官方的媒体，他们必然为官方说话；在评价主体上，群众是被管理者，是管理相对人，他们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而社会又缺乏公正的、可以信赖的第三方集团或者机构。

有意无意的身份标签拉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地方官员形象恶化的首要原因。中国历来都是身份社会，不过从上个世纪起，这种身份社会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身份社会中融进了新的元素，身份的标签中多了一个新的符号——“阶级”。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的需要，唤起了人民的阶级意识，鼓励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暴力”、“斗争”、“矛盾”等语汇冠以极大的正当性和无比崇高的意义。长期的宣传和灌输，致使群众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暗示：我们是不同阶层（阶级）的人，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极端时期，政府还鼓励人们主动划清界限（其实是人为地给社会分层），鼓励那些被人为打上身份标签的人之间的残酷斗争，甚至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如黑五类）的打压赋予政治上的正确性和伦理上的正当性。久而久之，阶级对立、社会阵营等观念深入百姓的头脑。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头拨乱反正，淡化了阶级斗争，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但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引致了社会心理的割裂，这也使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距离。官民之间，由于身份标签不一，必然产生较大的心理距离和认知差距，更严重的，还会产生情绪上的对立。“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屌丝”这些网络名词就是网友自我划分社会阶层的结果。当一些人在心理上把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外一个阵营，那么其与另一个阵营的人之间便会产生巨大的心理隔阂。每一次网络口水战背后都是不同阵营的网友之间的斗争，他们或许并不是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为了自己这一方能够说服对方。有了这个分析，就不难理解网络上热烈讨论过的“老不信”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