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 并非监测项目越多越好（2）

“黑名单”制定的速度赶不上违法的速度

各方纷繁复杂的意见，最终能否纳入监测计划，依据的还是优先监测原则。敏感人群的食品如婴幼儿食品以及老百姓消费量大的食品都是重点。

优先监测的项目中，引人关注的还有一些易滥用添加剂的食品，以及非法添加物。日前，已经公布的食品中非法添加物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黑名单”有6批，涉及非法添加物64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22种。

谈及“黑名单”的出炉过程，李宁从技术层面给出了解释。一类是依据市场上已经被媒体曝光发现的品种，这一类在黑名单的名录中占到50%以上；一类经由全国各地监管人员发现的线索去判定，国际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偶尔也会成为线索。

到现在为止，公布的最后一批黑名单是“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李宁说，未来可能陆续发布新的黑名单，非法添加剂已经成为监管重点。“我们想努力扩大黑名单，依据此名单，让监管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难就难在黑名单制定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违法分子制造非法添加剂的速度。”

2010年至今，全国监测了44万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样本，获得300万份数据。李宁坦言，通过这一监测体系查出来的问题很多。有些会向社会公告，进行相关食品产品的召回，比如伊利的汞问题。但是有些健康风险不是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在监管部门内部进行处理、消化。

“毕竟地方政府不愿意制造恐慌，已经处理好，把风险去掉了，就不对外公开了，比如南方一些地区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实监测体系发挥不少作用，具体不好对外说。”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负责人告诉本刊。

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婴幼儿奶粉、熟肉制品里是否含致病菌、蛋类蔬菜类有无化学污染物??这些纳入食品安全监测范围的内容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能确认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一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其中涉及的不仅是专业监测机构，也有各级政府的作为。

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本刊记者注意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向全国每一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开放，各机构可以通过密码进入到这个数据库。数据库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县一级的机构。“县一级监测能力不行，主要负责采样，监测至少在地市一级。”蒋定国说。

在技术层面，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可以实现均等化的信息上报。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仍是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各级监测机构会按要求向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监测数据，如发现问题，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辖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者向卫生部和省级政府报告。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地方政府报告的同时，也会及时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输送监测数据。“一旦发现覆盖几个地区的系统性风险，中心就会报卫生部，进行紧急会商、沟通，去年的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汞含量异常，今年的贝因美奶粉事件等都在监测计划范围内。这类事件要及时发现苗头，汇报后消除风险。”蒋定国说。

598家“哨点医院”

我国对于传染性的疾病已经形成较好的上报传统，“而对于非传染性疾病，则是从2010年才开始建立报告制度。”李宁说。以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目的的全国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网络自2010年开始建立，最为欣喜的变化，就是强化了食源性疾病中异常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报告制度。

异常疾病与异常健康事件报告制度是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触发而形成的。婴幼儿肾结石的病例早在2008年2、3月份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均未引起重视，直到7月才从甘肃报到卫生部。

上述报告制度与医院体制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医生不仅要看病，发现异常病例还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医生报给当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报给当地行政部门，同时也报给卫生部。若觉有必要，随即启动流行病学调查。

从2010开始，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在每省设立了10家“哨点医院”，2013年要求每省至少有30家。目前，全国共有598家“哨点医院”参与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但覆盖范围仍很有限。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推广监测点已不存在技术难题，却有着不可避免的观念障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培训医生参与监测的课堂上常常听到抱怨：临床已经很忙碌，哪有时间去分析异常病例；异常病例的概念不好划定，无法判断。

李宁坦言，“异常病例”很难定义，有时就是凭医生的敏感性，发现一例就上报一例，如果疾控中心从不同医院或地方，收到类似病例有3例，就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点，现正在从省市推广到县一级基层，只能依靠行政命令。”蒋定国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报告制度，首先还是需要各级行政部门来协调，如此医院和疾控中心才会配合好。

目前的食物中毒病例的上报率依然是令人担忧的。“本来想统计每年有多少起食物中毒、多少人中毒等信息，为整体预防做信息准备。目前设定好了，结果根本实现不了。大家都不报，我们掌握不到确定的信息。”李宁表示，地方政府对于食品安全中毒事件的上报，还是颇有忌讳，怕影响政绩。

监测机构尚待扩充

因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公众舆论高度关注非法添加剂的监测，而在国际范围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中，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则是多数国家首要的食品安全问题。

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置主动监测网络，一度监测到某批次的香瓜在某几个地区出现污染问题，及时研究判断，发出预警，阻止其销往其他几十个州府，从而避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

在中国境内，当下的监测重点也已转向主动监测。随着物流的发展，包括食物中毒在内的食源性疾病通常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分散式爆发，通过主动监测网络，可以把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加流行病调查三种手段结合，提前判断、预警一些大范围的食品安全事件。一般跨省的监测结果，由国家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省内的监测结果，由省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

因主动监测体系对专业技术性要求高，2012年启动后，每省只有10家医院有条件参与其中，多数县级医院还没有条件实现。

主动监测体系需要极大的物资、设备投入，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以九龙治水的方式，归工商总局、卫生部、农业部多家管理，一度陷入资源重复浪费的窘境。2013年3月，随着大部制改革，主要监测体系的整合有了新的可能。目前食药总局正在和卫计委讨论如何合力监测。

主动监测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监测机构的扩充成为必然。国外多由第三方机构参与，因为它们更具公正性。国内现在主要还是依靠隶属于部门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监测机构。“我国第三方机构起步晚，力量比较弱，规范性较差，主要是认证不完善。要形成一定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20年左右能发展起来。”蒋定国说。

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并不包括第三方机构。第三方难以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收费较高，而风险监测目前多是在行政命令下操作，利润过低。

“曾有多家第三方机构申请参与政府监测任务，但这些机构对于某一样本中一个指标的检测费就要收取几百元，而疾控中心等事业单位检测十个指标，才收几百元。”李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