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由高昂的反腐成本想到的（4）

官方微博反腐还需顶层设计

“官方开通微博进行反腐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官方和民间的接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民间舆论是对腐败调查的公开推动，其作用大于线索提供，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推进器。”叶青说。

如今，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老干部”、“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

2012年7月，186个实名认证的北京市检察官微博在新浪微博悄然上线，形成了以检察官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为主的“北京检察模式”。同时，河南省市县三级共183个法院通过新浪微博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全天接访，并直播接访情况，开创信访接待新方式，开辟了以省市县三级法院联动为特色的“豫法阳光模式”。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同时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花总”则认为：“官方开通微博更多的意义是普法教育和宣传倡导作用。毕竟中纪委没有开设官方微博。”在他看来，官方微博还停留在学习运用的阶段，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官方微博作用的发挥一定是缓慢的，因为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布局，体制决定了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尝试。”

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建议，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把微博反映的情况进行多平台整合，从而扩大微博反腐的影响力，以实质性的效果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需要设立明确有效的微博反腐制度规范，起到启发引导群众，推动国家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层面，将一些弹性的规则变成硬性成文的微博反腐法律法规。”李满春指出，必须从法律上对个人和政府微博进行规制，防止出现一些滥用微博打击报复的现象，同时防止一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面对微博线索的时候，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启示与思考】

高昂的反腐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举报人会转战网络，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将腐败蛀虫暴露于聚光灯之下。

事实上，因举报高官而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的绝非仅此一例。翻看许多反腐账单，总是让人感慨万千。为把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反腐义士郭光允举报8年，入狱3年，20名亲属受到牵连迫害；海南亿万富豪孟克非，在一场企业重组的漩涡中因举报蛀虫而两度卷进监狱，被无辜判处“4年有期徒刑”……一起起反腐案例触目惊心，如此高昂的反腐成本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成本底线”，让很多手中握有高官犯罪事实的百姓望而却步。

反腐斗士在反腐之路上所遭遇的困境，绝不仅仅和其所举报的贪官个人有关，而与当前一些地方官官相护，编织成相互包庇的关系网络脱不了干系。一些有背景、有后台的官员在“后台”的庇护下，成了怎么也扳不倒的“不倒翁”，还会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久而久之，便会令民众失去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即使手中有确凿的证据也不敢“轻举妄动”。由此看来，要想破解当前反腐成本高昂的怪圈，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更要抓紧解决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制度性困局。

腐败者在用百姓血汗肆意逍遥，而反腐的志士却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死搏斗。对于那些“反腐斗士”们，即使我们的政府无法给予他们太多的回报，但国家却有义务将这些人的反腐成本降到最低，至少不应该受到太多损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反腐战线上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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