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三题

群众工作曾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生命线”，在建设时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社会转型期，群众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受教育程度都有较大变化，传统的群众工作越来越受到新形势的挑战：在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情况下，执政党的决策很难获得所有群众的一致拥护，而群众往往又会对决策抱有理想主义要求，这使党群关系面临新的课题。 新的形势下，群众不应是被动的被代表者，而应该做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者。能否通过有效的群众工作，构建起新型的互动的党群关系，无疑对党的执政提出了考验。那么，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要怎么做？《支部生活》大讲堂就有关群众工作的三个方面问题做了梳理与思考，希望对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有所启示。

群众生态大不同

群众工作的对象是群众，要提高工作针对性、有效性，对群众生态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都说，今天的群众不再是原来的群众，那么，今天的群众到底是怎样的群众呢？一贯的分析认为：现在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较、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人民群众自身和其利益要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思想独立性、民主政治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了，如何统筹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当家作主，是群众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群众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过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如今，在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和人们思想行为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下，群众生态已大不相同。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群众工作永远是“直击一线”的实践性工作。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群众，绝不能“纸上谈兵”。唯有对当时当地的群众生态有具体而真切的了解和掌握，才能让群众工作对上路子。不妨又回到这个问题：今天的群众到底是怎样的群众呢？宏观的理论分析当然必要，但更要意识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具体的、“贴肉”的实际认知更具现实意义。

一个时代的群众有一个时代群众的特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以及农村、郊区、城区的群众构成也各不相同。以上海为例，农村、城郊接合部、中心城区的群众就不能一概而论。近年来，笔者“混迹”于基层，对上海基层党建的采访、调研、思考越深入，就越发觉得基层的党建工作实际上与群众工作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我们党的工作，越到基层就越凸显为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也越来越成为广大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工作。 在上海农村，群众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特点是：“人口倒挂”，即是外来流动人口超过、甚至几倍于当地村民。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地的村民中，往往还有超过半数的村民摇身一变成了城镇居民，要么在市区买了房子，要么住到了郊区城镇上，真正留在村里生活的，大部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和小孩。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住到了村里，农村的社会管理越来越凸显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

试问，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对象包不包括外来流动人口呢？这样类似的问题，同样还出现在中心城区。在中心城区，有的社区已经国际化了，如此一来，辖区里的群众工作对象包不包括外国人呢？显然，群众概念的外延需要得到“扩张”：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群众工作的对象不能只是局限于本地居民。

在上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外来流动人口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当“村民”主体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群众工作也就有一个“全覆盖”问题，即要覆盖到“新村民”。同样的，中心城区的党建工作、群众工作也需要覆盖到国际友人，要覆盖到所有“新上海人”。

群众生态的变化，当然不仅仅表现在群众构成的变化上。同一群众个体，同一群体，其诉求也大不相同了。群众生态不仅在外延上有了新的改变，实际上群众生态的内涵也有了许多新鲜元素和特点。

应该说，现在党群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党群关系新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群众中的意见和不满也越来越值得警醒，突出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有的有明显的组织性，有的还从经济性要求向政治性要求发展。更要引起关注的是，群众表达不满的方式日趋激烈，选择非正常渠道和制度外途径表达不满的增多。劳资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干群矛盾凸显……这些问题，对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分不利。我们必须认识其利害，分析原因，切实“因材施教”，提升做群众工作的水平。

服务群众转方式

群众生态大不同，党的群众工作如何积极应对？换言之，今天，我们靠什么来凝聚群众？基层的群众工作靠什么来推进？靠行政命令，不行；靠组织“权威”，也走不通了。

以前有种说法，叫“手中有粮好办事”，大意是指，基层组织要掌握一定的“资源”，才能调得动群众，才能“一呼百应”。然而，客观上来说，现在基层组织手中的“资源”似乎越来越少了。

社区居委会，没有经济职能，“只能靠一张嘴、一双腿”做工作，群众“无利可图”“不听话”怎么办？在农村基层，因为有村级集体经济做支撑，群众工作好像有些抓手，但是也越来越不管用了，且不说当前基层农村都在搞集体资产量化、明晰化，“利益导向”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出路在哪里？基层的干部自己找到了答案：服务。

我们党历来以“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时下，我们的政府也在积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服务群众”，已成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最终就是要通过服务来对接群众需求，以到位、优质的服务获取群众的认同、赢得民心。 关键还在于，时代在发展，群众在“进步”，党的群众工作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发展要转方式，服务群众也要转方式。

社会转型期，带来了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转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再度定位、社会心理的重大调适。同时，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并存在着多种发展趋势的特殊时期，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我们党联系群众的传统方式提出挑战，更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基层的干部经常“叹苦经”：现在的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基层的“官”难当，这就对了！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们的群众工作迫切需要提升能级。

服务群众怎么转方式？首要一条，服务要“行销对路”，要对接群众的“急、难、愁”问题。比如，在上海城郊接合部，城市化进程客观上造就了一大批“失地农民”，这部分群众的利益如何得到补偿？他们如何得到可持续性的保障？这就需要群众工作来做文章，要想法设法为他们的“后顾之忧”奔走。

再比如，在中心城区的老式洋房里，“一个马桶对应18个马桶圈”，“72家房客”居住在一起，群众对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很高，但客观条件有限，怎么办？那就要小处着眼，要“不厌其烦”，要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群众大多都是明事理的，只要工作做到了尽心、尽力、尽责，就能得到群众真心的谅解。

在成熟的社区，各种配套设施都已到位，服务门类也比较齐全了，群众工作是不是可以省心了？不能，服务群众永无止境。在上海许多基础条件好的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已经走向了精细化、科学化，许多细节问题“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要说，今天的群众不再是原来的群众，那么，今天的干部也不再是原来的干部。随着群众诉求的日趋多样和复杂，干部的应对能力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当前，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人们开始以独立思考和理性眼光评判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而不再盲目追求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正在淡化。群众对党的认识，不是根据其宣扬的理论、主张，而是根据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表现加以判断的。因此，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进而影响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水平能否顺势而为上层次、上水平，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能否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