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改革红利要继续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艰巨和复杂，改革的要求不仅不能放松反而更加紧迫。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正确认识、把握和回答什么是改革红利、为什么要强调释放改革红利、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等问题，对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力地推进改革，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改革红利

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快速发展，关键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一定时期提高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我国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城乡大量富裕劳动力，有低价格、比较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加之有相对较低的资金利用成本，使经济发展享有了“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储蓄红利”。综合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具备，但当时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却非常有限。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改革事业30多年的奋力推进，使得原有的生产要素资源得到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发展潜力得到释放，才有可能创造改革发展的“中国奇迹”。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但通过改革破除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这正是我们所讲的“改革红利”。

红利，原本指的是股份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推而广之，由投入带来的发展可以被称之为发展红利。发展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但制度会带来交易成本，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坏的制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改革就是对制度的一种调整和改进，是好制度取代坏制度而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制度红利”。在此基础上，就容易理解什么是“改革红利”了。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我们称之为“改革”，通过这种“投资”方式所取得的特殊“利润”——改革成果，即为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进而带来超过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能获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改革红利”应该是制度红利和新增发展红利的叠加，是制度变化之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实质是由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

如果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概念抽象化、一般化为“价值”形态，并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则可以将“改革红利”称之为“盈余价值”，“盈余”即为“多出来”之意，即“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的途径使得现有要素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产出价值。西方经济学在阐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时也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也就是除去要素数量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外，剩余部分则是由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要素质量提高带来的“赢余”或“多出来”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财富产出的那部分价值形态，即为改革红利。

从“改革红利”的定义和本质来看，“改革红利”的内涵至少应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是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第二层，通过要素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使制度红利进一步转变为发展红利，是创造改革红利的支撑；第三层，创造改革红利离不开公平公正地分配改革红利，只有做到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才能为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提供保障。

为什么要强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今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必须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减速趋势，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非常突出，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惠民生，保稳定，每一项任务都很艰巨，也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例如，要健康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障碍，没有改革开路，没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等制度创新，很难有序释放城镇化内需潜力。

释放改革红利不仅是发展的需要，也存在很大的潜力和空间。李克强总理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间”。

从政府层面来看，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很大潜力。“改革红利”的第一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是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就是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是减少和放松管制，不断向企业、社会和个人放权，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就是放权放出来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转出来的。目前，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高地位，行政性垄断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服务型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因此，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潜力很大，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改革攻坚战的中心环节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