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有那么复杂么？

公车改革，历时近20年，经过三次以上改革浪潮，“试点推广”、“史上最严”的探索一轮又一轮，始终举步维艰原地踏步，一批试点的改革后甚至纷纷夭折回潮。作为行政领域内诸多改革项目重头戏，公车改革的效果早已成为体制试金石，同时也成为政府职能和作风转变的分水岭。被认为涉及面过广、利益格局过于复杂的公车改革难以实行，其原因到底是不是如专家所言，“负面激动”效应大，而缺乏更高层统筹？一项公车改革，到底要牵动多少议程？运动式的改革，又到底网住了哪些症结，漏掉了哪些关键？公车改革，真有那么复杂么？

此前，车改试点通常采取三种模式，即，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管理、以及二者结合。停用和上缴的公车由于简单报废或拍卖，既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又使得投标、报价环节因为缺乏统一规范和执行力约束而成为新的“唐僧肉”。以行政级别给予公务人员交通补贴的举措，不但有明显的与官职挂钩痕迹，还滋生变相的腐败：先淘汰一批旧车，拿了补贴，等风头过去，再购置一批新车，等于叫纳税人承担了多次支出，财政支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持续加重；这也是车改试点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车改革竟成了部分机关和官员“致富”的新门道。至于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乃至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让绝大多数公务人员买得起私车，则更像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决定：“公车私用”都来不及，“私车公用”的意识如何凭空养成？

何谓“公车”？国家行政机关以公款购买、用于公务活动的车辆，目的在于提高办事效率、确保行政机关高效运行。既然是行政机关行为，改革就不能仅仅在行政领域内部进行；既然是公款购买，改革的釜底抽薪之术就应该是公款预算和使用的监督制约；既然是用于公务活动，就应该量清公务活动的必要性、规范活动次数、规模；既然是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就应该有明确的绩效考核与述职制度。公车私用是违纪，超标超编是违规，公车肇事是违章，做账报销是违法，公车使用，本该是个管理学的问题，精细按章、科学系统，断不至于那么复杂。

公车改革所谓的棘手，遇到一点“负面激动”便罢休，大概只是缺乏勇气和决心的说辞。明确了问题实质，连“先行试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想法都是一种妥协，一种借口。庞大冗余的行政机关、尸位素餐的公务人员是公车尾大不掉的物质基础，而由于特权意识的普遍膨胀与不受约束，公车的存在早已偏离了工作需要的立意，成为显示威风、讲究享受的“官轿文化”，则是公车问题难以攻克的意识阻力。如此，公车改革的行政性质就成了被告同时也是法官的乌龙，不引入法律依据，不启动社会监督，改革的不成功是必然的。

人没法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现行体制搞改革，犹如让官员行“自宫”，社会力量不介入，既得利益又怎肯主动松手？公车改革屡次夭折，原因当然在于动力不足而阻力很大，进一步地，最主要的动力，即公众，在改革设计中始终“被缺席”，最主要的阻力却成了设计者，这种局面不改变，靠“顶层”来统筹、来施压，只是个不靠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