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 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先前讨论的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在我穿着“马甲”观察微博期间,就见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声明,而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
1. 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给我带来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2. 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更适合我的兴趣和个性。
3. 因此,我今天删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讨论XX这种肮脏事情,XX接受采访前后矛盾和撒谎的样子太恶心,XX这类事情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XX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XX这样的人你绕也绕不开。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政治骗子不少,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谢谢大家。
(原文为赵鼎新教授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实录,由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中国研究季刊》等英文顶尖刊物。中文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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