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寻中国“裸官”的社会影响（2）

81.2%的人直言官员财产事项申报制度流于形式导致对裸官监管难

“裸官”现象在很早之前就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早在1997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把配偶、子女出国、境外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10年2月，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局的工作重点。2011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马表示，将会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然而，即便有一系列治理措施，成为“裸官”却在近几年日益成为官场中的一种“时尚”。

对“裸官”的监管到底难在哪里？调查中，获选率最高的三项依次是：“官员财产事项申报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刚性执行”(81.2%)，“目前对‘裸官’的有关规定缺乏法律权威性”(70.1%)，“地方政府监管‘裸官’有阻力无动力”(64.5%)。其他还有：“全面掌握官员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面临现实难题”(45.6%)，“家庭信息等个人隐私是否公开面临法律难题”(38.8%)，“存在财产统计和信息汇总等技术困难”(34.8%)等。

庄德水表示，应对“裸官”现象，应该加强监控，尽快建立起官员家人留学、移居、移民国外以及财产转移国外的信息申报与公开制度，建立起一张真实、有效的信息网。从根本上讲，应该着力改变当下官场的文化与生态，培养官员的职业荣誉感与对国家的忠诚感。

“‘裸官’如今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回应，在制度层面对‘裸官’进行界定和规定。”张增田建议，应该将干部履历表中的配偶、子女信息与公安部门信息联网，建立起对“裸官”的动态监控机制。同时，也应该畅通举报渠道，接受公众举报身边的“裸官”。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对“裸官”异常经济来源的审查制度，制定“裸官”任职限制方面的规定。

据了解，早在2009年，深圳市就出台规定，明确“裸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2012年，湖南省湘潭市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调查中，对于“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规定，88.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中78.5%的人“非常支持”。

“既然官员选择成为‘裸官’，那自然应该付出一定代价。限制‘裸官’当‘一把手’是一个非常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对刹住‘裸官’之风会非常有用。国家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将这一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庄德水说。

公众对于治理“裸官”还有何建议？调查中，受访者首选“严惩不实申报配偶子女情况的官员”(72.6%)，排在第二的是“严格执行公职人员配偶子女情况申报的规定”(72.0%)，排在第三的是“立法明确对‘裸官’的规定和监管”(71.0%)。其他依次是：“对‘裸官’实行强制财产公开”(67.4%)，“允许公众查询官员是否‘裸官’”(61.3%)，“加强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59.7%)等。

八成贪污案 跟“裸官”有关

反腐盯上“裸官”

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一般经济案件占40%，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曾对“裸官”这样评论。他举例说，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就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庞家钰腐败起来就更肆无忌惮，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理论上讲“裸官”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一般官员收入有限，能长期供养家人在国外学习生活，资金来源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其次，官员将大量资产转移国外，一定程度上有着资金外逃的问题；最后，由于“裸官”的家人或财产在国外，很容易受到国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增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人经济实力的增强，选择送子女出国读书或将家人移民国外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官员来说，他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对中国这个共同体有更多的忠诚与热爱。“如果官员选择成为‘裸官’，用行动表示对这个共同体不抱希望，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关键时刻为国家献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