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应该为“人”写作（4）

与听众问题互动

围绕中国1949年之后的粮食问题，可以拍成一部巨片

听众提问之一：听说您小时候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因为饥饿，之后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也是饥饿。以后会不会继续创作一些关于粮食、饥饿的文学作品？

莫言：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五十年代生的人，尤其是知道粮食是多么样的珍贵。昨天我在飞机上，看飞机上的一个刊物，上面说我们现在每年进口粮食是一千万公斤，然后我们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是七百万公斤。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杜绝这个粮食浪费的现象，实际上就是等于只进口三百万斤粮食就可以了，我们浪费这么多的粮食。浪费这么多的粮食跟我没有关系，我从来都不浪费粮食。我这么胖，之所以这么胖就是因为有这个粮食情结，每次出去赴宴，菜可以不吃，这个粮食一看到浪费就想多吃一点，尽量减少浪费，结果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粮食也没节约多少。

前天我们从长沙飞海口的时候，我也跟我们出版署外事司的张司长说一个想法，我在去湖南之前读了政协文史资料的一篇文章，就是我们粮食部的一个老的副部长，好像是姓杨，他从解放初期一直做粮食工作，后来在文革期间做到过粮食部的副部长，一直在周总理和李先念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看了他这个回忆文章真是产生了很大的创作热情，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材。围绕着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粮食问题，可以拍成一部巨片。

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件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当时王任重是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全省的屯粮只有一天。几百万市民，还有多少万的产业工人马上就要没米下锅了，这个时候长江里正好有一艘运粮船，运粮船从重庆运往上海，是给上海市民送粮食的，王任重带着人把这个船给截了。一个省委书记竟敢在长江里当水贼了，截粮，抢船，这个事后来报到周恩来那去，周总理是拍案而起，勃然大怒，说这个王任重，立刻撤职。然后派我们这个杨部长立刻处理湖北的粮食问题。这个杨部长去了以后，说王任重（当时是）是中南局的书记吧，对他这么一个粮食部的一个位置不高的官员毕恭毕敬，三天，除了上厕所以外，始终陪着他，然后央求他，“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不截这个粮的话，武汉就反了，截了这个粮，我们知道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后来这个副部长给他出办法，（说）“我帮你们去江西借粮”。去江西借了大概几百万斤的粮食，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江西说我们也没粮，如果你们要借我们的粮必须秋天还我们，现在借一斤，秋天还一斤半。那也没办法，也得借。

所以我想如果拍成这么一部电影，你想想一个省委书记带着一帮人截了运粮船，再惊动了中央，真是让人感觉，第一是宏大的一个历史细节，第二个，也确实是反映了中国六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是多么样的复杂，中华民族是面临着多么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这个人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在困难时期对中国的粮食贡献最大的是江西省，江西省每年都为国家多献出多少亿斤粮食来。后来说有一次江西省委书记给周恩来敬酒，周恩来说我可以喝，但是我喝一杯你要多拿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一连干了三杯，这个省委书记是汗流浃背，说“总理，你千万别喝了，再喝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

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出来，第一我们确实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考验，第二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优越性，明明自家这边也就是顶多吃三天的粮食，也要拿出一天的粮食来，让给更困难的兄弟省份。

那么再一个文革期间，在抗美援朝期间，围绕着粮食真是产生了很多事情。像粮食部的这个老领导，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如果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玉米和一吨半的小麦。他就跟周总理建议，我们可以不可以出口大米换回粗粮来。后来周恩来非常赞赏，就出口了三百万斤大米，换回了六百万吨玉米，这个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粮食部门全面亏损，很多粮库里存放的粮食一捏都能捏出水来，整个战线全面亏损。这个时候华国锋跟粮食部领导说，你们如果三年之内能够扭亏为盈，我要奖给你们两千万元人民币让你们放鞭炮。结果这位老领导带队下去，先到黑龙江去，很快抓到问题的根本，然后在一年之内，全国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华国锋真的兑现了，奖给粮食部两千万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回去可以查看。

所以我对粮食问题确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知道粮食的艰难，当过农民，而且我也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也知道为什么农民那么爱惜粮食，因为每一粒粮食得之都很不易。而且我觉得粮食它有一种很神奇的特性，它要没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没有了。它要多起来的时候，好像很简单。现在我看一亩地，像我的家乡那边，一亩小麦高的可以到1500斤，小麦收割之后，马上套种玉米，又可以达到1500斤，就是亩产一年两季可以达到3000斤粮食。那么这（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做农民的时候（比），一亩地就等于当时十亩地的产量。当然这个代价就是现在的粮食不好吃了，大量的化肥，优良品种没有一个好吃的，但是产量高。

所以对粮食问题，现在我们确实感觉到粮食不是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现在别看大家在高消费，什么追求香车宝马、豪华住房、时髦的服装，当三天不吃饭以后，就感觉到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当你五天不吃饭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用处，只有粮食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地主跟一个长工躲到了两棵树上，长工背着一口袋玉米窝窝头，地主背着一口袋金条、金元宝。三天以后，地主望着金元宝，说给你一个元宝，你给我一个窝窝头。刚开始这个老长工说可以，这个好买卖，后来一想，不给你，我干吗要给你，你饿死以后，元宝也是我的嘛。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没有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粮食比金元宝还要重要。后来我想这个老长工等洪水消退之后，背着老地主扔下（的）一袋金元宝回去以后，他不是又变成一个老地主了吗？他在逃难的时候，会不会背着窝窝头扔下金元宝呢？他很可能也背着金元宝走了，自己饿死了，又被另外一个背着窝窝头的把金条拿去了。

所以围绕着粮食问题真是可以有很多的思维，可以写很多的作品。我来到北京以后，每次逛超市，我到了粮食市场我就不愿意走，什么绿豆、江豆、黄豆、大米、小米、荞麦，各种各样的粮食，你用手抓粮食，用力一攥，那个粮食颗粒从手里面流出来，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心里面非常幸福。所以我经常想过两年的时候，我要回我们老家去建一个粮食仓库，当别人买黄金、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存粮食。好，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侠义之心”跟法治社会有时候是矛盾冲突的

听众提问之二：我是来自证券市场的文学爱好者，请问您怎样理解当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侠义之心”？

莫言：这个证券我是一窍不通，我在银行里面被那些银行经理骗着买过基金，但是后来赔得很厉害，所以我对证券基金、金融的这些衍生品畏之如虎。我觉得基本上老百姓去投资股票是赚不到什么钱，钱被谁赚去了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问问你。我觉得中国的证券金融市场实际上很不健康的，有一万个股民只有那么一个两个赚钱，其他的都在赔钱，说明股市问题很大，但问题在哪里，我不懂，什么时候专家应该认真地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像证券、股票又是一个商业社会都要有的东西，它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所以怎么样维持一个健康的、公平的、让老百姓和证券公司都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至于你讲作家的“侠义之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家的忧患意识，这个我觉得中国作家这些东西都是具备的。这个“侠义之心”，我想本身这个概念也值得分析。“侠义之心”跟法制社会有时候是矛盾冲突的。我们也看过一些古代的武侠小说，也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大侠，在封建社会里边，在人治代替法治的时候，大侠的出现可以在民间，帮助民间维持正义，主持公道。但是“侠”的精神本身带着一种很负面的、落后的东西，就是结帮拉伙、哥们儿义气、江湖义气，这实际上也非常的可怕。

另外关于作家的忧患意识，我想刚才我们粮食部的我这个老乡就很有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在一边忧心忡忡。现在我们似乎到处都是粮食，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几年之后也许会出现新的粮荒，所以我们要提倡节约。我想作家也好，我们领导也好，还是一般人也好，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在顺境的时候要考虑到逆境，在富贵的时候要考虑到贫困，过日子的时候第一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过过穷日子，第二我们要准备将来穷日子还会到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忧患就是应该把粮食问题抓好，大家都积极地储粮，回家把没有用处的东西都放掉，多存一点粮食，准备将来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有饭吃。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听众提问之三：您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外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莫言：必须承认我获得了诺奖这件事应该在一个短时间内，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的普通读者的目光，我想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注，实际上后来扩大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关注，也扩大为对中国当代很多作家的作品的这种关注。所以我想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的出版社来出中国的当代文学。那么文学的这种对外翻译肯定也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我想要让国外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就让我们的作品走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我看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在国外出版，这实际上仅仅走了第一步，那么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作品要能够让人家外国读者去读，而且让人家能够读进去，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书给推出去了，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买了以后人家根本都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根本产生不了共鸣，那么我想这样的对外推介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效果，没有完成，这实际上变成对作家自身的激励。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我们自己的中国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的读者，这也是刚才我讲过的，就是作品必须具有普遍意义。第一，我们要保留和强调我们自己中国文学的特点，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里面，要从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边寻找灵感，寻找中国的特征，寻找故事的素材；然后又要表现出文学所共有的这种普遍意义，那么所谓的普世价值说得很滥，我也懒得说。就是要写人类都可以理解的、共通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是作家作品对外翻译的核心，你如果写了一群人，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像外星人一样的，根本不知道他的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不了共鸣，所以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想作家的创作必须坚持普遍性、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普世的观念、普世的价值跟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统一，这样才能够被翻译出去，然后被阅读，才会真正的产生这种交流的这种效果。谢谢。

准备塑造一个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没有过的贪官形象

听众提问之四：您在1997年到2007年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过，这十年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下一步有没有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

莫言：今天除了老乡就是同事，我在检察院工作的十年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1997到2007，正好十年。那么这一段生活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让我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过去在部队里面的二十多年，因为军营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集团，军队跟地方的老百姓接触、作为一个军官跟地方老百姓的接触还是有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军队本身有严格的纪律，有自己很多的独立性，也不方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尤其是一些比较暧昧的方面去。但是到了高检这个系统我就发现，确实是一个很合适作家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我在高检的检察日报社，我同事获得了检察日报记者的身份，那么这样我深入到下面的基层检察院里去，我深入到村庄里去，工厂里去，甚至我去具体地了解一个案件的整个的法律的程序，都获得了很大的便利。那么我想这个时期我确实是……这十年使我对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样一种思想方面的，眼界方面的开阔和准备，对创作肯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到了检察院之后先写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红树林》，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个小说，也叫《红树林》，写的是检察官生活，但实际上还是写的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写的检察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普遍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小说确实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因为检察系统是我比较陌生的一个系统，所以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但是好在我还是要塑造人物，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的形象来，所以这部作品基本还是及格的。那么接下来我想我写的《檀香刑》，写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这些作品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完成的。我想《檀香刑》这样的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这样一种作品，是我到了地方以后，眼界开阔了以后的一种产物。如果我那会儿还在部队工作的话，可能这些作品就写不出来。

我想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就是今后的创作当中，那么在检察系统，在检察日报十年的生活依然会在发挥作用。

你刚才讲这个所谓的敏感的社会问题的题材、有争议的题材我肯定还会写，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去写。上一次在国图的时候，我讲过我要写一部话剧，其中一部话剧就是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的一个贪官的形象。这个贪官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觉到，跟每个人的自我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我处在他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我。想法很多，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太多地透露细节。（如果）透露了细节，第一个就是将来出书以后就没有神秘感了，这个东西我早知道。第二个，我也怀疑这里面也有一些比我文笔更加敏捷的写作者，我的细节一说，你们明天后天把小说写出来了。总而言之，我想这个敏感的题材，现在你说什么最敏感，反腐败肯定最敏感，话剧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表现，因为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写过我这样一个，没有一个像我想构思的这样一个贪官的形象。他首先是个人，是个人物，是个典型人物，他非常丰富，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没有，他跟我们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他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守住底线，他崩溃了，他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东西来换回当初那种清贫，但是已经换不回来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小说细节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