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应该为“人”写作（3）

二、作家应该为“人”写作

作家是有国籍的，但真正的文学是没有国籍的

那么今天我实际上讲的这个还是关于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跟政治确实看起来是扯不清关系，每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标榜说自己是一个政治家的。文学确实离不开政治，但是我想文学一定要高于政治。就像我在国外也反复讲过一个话，就是“作家确实是有国籍的，但是真正的文学肯定是没有国籍的”，艺术也是这样。作家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你不来找政治，政治也来找你。所以你说一个作家完全要变成一个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人这是不现实的。而你既然描写这个社会生活，写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那么你的作品就不可能一点政治性不具备。我的观点就是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说我立意的时候，我就不是去为了表现某一个政治问题，某一个政治观念，更不是为了某一个政治派别来写作的。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人，为人写作。那么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它应该是含量比较丰富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的这种狭隘的社会属性，它即便描述了一个社会当中的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它是时刻在盯着人在描写，所以它的作品我想它是离不开政治，但是它大于政治，政治是涵盖其中的。

“本来我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仿佛得了诺贝尔政治奖”

所以我得了诺奖以后，我感觉到一个人真是要摆脱掉政治太难了，本来我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仿佛得了诺贝尔政治奖一样，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往我身上，问我，让我来解答，我的所有的行为都被政治化。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些人的思维怎么如此之简单化，只要是我的某个言行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认为我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一会儿是乡愿，一会儿是奴才，一会儿是走狗，一会儿是叛徒。有的人认为我是反毛泽东的一个什么坏人，有的人认为我是无比的热爱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奴才，那到底我是谁呀？我完全找不到我自己了。所以批来批去，刚开始我还真是很在意，后来我就发现完全娱乐化了，批的根本不是我，这个莫言跟我毫无关系，是另外一个得了诺贝尔奖的人变成了万众评说的目标，变成了仇恨的目标、羡慕的目标、被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也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冷眼旁观，我觉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好作品要写“人”

当然我想这个尘埃总要落定，尘埃落定之后，那是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一个作家要获得读者的认可，是要靠作品，不是靠头衔，也不是靠奖项。诺贝尔奖影响再大，如果我写的作品却是一团垃圾，读者买了这个书回家一看也会扔掉。那更不要说再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作家的名声要继续保持，作品要能够传承下去，那么就是要靠质量，就要靠作品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超越当时的阶级，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到了人的本质，会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和解读。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流传，就在于曹雪芹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观念，他是在写人，他也没有批判封建阶级，他也没有骂皇上，他就是写了一群小儿小女，就写的几个大家族。但这里面什么都有了，历史也在里边，宗教也在里边，政治也在里边，爱情当然更在里边。因为他写了人的丰富性、写了人性的复杂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搞艺术的人都应该终生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

作家固然离不开政治，生活在政治当中，但是作家在写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地淡化自己的政治意识。即便是写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也应该是把它作为一种淡化的背景，还是要写这个事件过程当中的人。

那么就像写战争文学一样，那么如果一个作家在一笔一笔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整个的战斗的过程，那我想他顶多写的就是一个战役的记录。那么真正要写好文学，还是要写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人，而且人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背景下的一些心理的、灵魂深处的变化。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刻，因为他写到人的一种特意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提升和洗礼。

所以我想好的读者实际上是能够把书当成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读的。好的书也应该能够让读者从中发现自己。这是一些很高的追求目标，我确实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向这方面来发展。所以当前我觉得最重要的确实也不是来理睬这些对我所谓的批评或者批判。

上一次我在国图讲到了对当下创作的一些考虑，现在看起来，要坐回书桌前去真是很难，因为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确实应该参加。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到底该不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在前不久的中奥文学论坛上我也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从法理上来讲没有什么责任，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依然是一个作家，我没有改变我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个奖而已。而这个奖金挺多，七百多万，但这个奖金也不是中国老百姓纳税的钱，如果这进奖金是中国政府颁发给我的，我确实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很多的事情我都应该去（做）。但是我没有从中国老百姓的税收里边获取奖金，所以从这个法理上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做，譬如说“全民读书”、“全民阅读”这样一些好事，我当然要站出来鼓掌加油。因为读书是一件好事，倡导读书，肯定会有人批评，但他不至于批评出什么新花样来。我倡导读书肯定犯不了多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所以我对这样一些事情非常愿意去积极地配合，尽我自己的一点努力。

今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关键在心态

接下来的写作我想我之所以有一些顾虑，也就是因为很多读者对我期待太高。也有一些人在呼唤我，赶快回来吧，写作吧，而且也希望我能够写出超过以前作品水平的好的作品。那么我也说过，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就很多作家得了奖之后，往往就创作就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作家他本身八十多岁得奖，他已经停止写作了，他没得奖的时候他也不写了，得了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这种正当盛年的作家得了奖以后，确实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这种考验我想有的确实来自外界，事物太多，但这个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内心深处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要有上乘的表现，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给自己设立这么一个很高的标杆，你本来只能跳一米七几，现在一下到两米，那肯定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读者就不满意。

所以后来我反复地想了一下，昨天我在，前天在海南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还是要放松，就是写的时候还是要忘掉什么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就是过去怎么写，下一部作品还是应该怎么写。就不要怕人家骂，不要怕写不好被人家批评。要摆出一个诺奖水平来写作非常可怕。就像在日常生活当中非要把脸上贴一个商标，贴一个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处处摆出一个诺奖嘴脸也令人厌恶。我说写作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我前天在海南举过这个例子，我们去参观岳阳楼的时候，看到岳阳楼这个大匾，匾上写三个大字，是郭沫若题的。后来人家当地的岳阳的宣传部长讲了围绕这个匾发生的故事，就在解放初，当时这个岳阳楼的匾额是湖南军阀，也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何建题的。当地的岳阳市地方政府就认为都解放了，我们这个著名的名胜古迹上竟然是何建军阀的题词，题字太不合适。那么后来就想到了，找到了陈赓大将，让陈赓去找毛主席，希望毛主席能给岳阳楼重新题写一个匾额。毛主席一想说，这个岳阳楼是历史文物古迹，我的身份不合适，让郭沫若同志来提。这是主席点将，你想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点的将，郭沫若多么大的压力，我估计在家里天天练。写了很多张，从中选出三张来比较满意的，装到一个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什么“寄往岳阳楼……管理处”，然后说先送给毛主席看看，（请）毛主席从中选一张他认为好的。毛主席把郭沫若自己选的三张认为比较好的看了一遍，（说）都不好，后来一看信封上写的“寄往岳阳楼管理处”，这三个“岳阳楼”写得很好，然后他一圈，就信封这三个写得好。所以现在岳阳楼那个巨幅的匾额上那三个大字，郭沫若那三个字，就是信封上那三个字。为什么这三个能写好呢？写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完全放松了，他没有想到这三个字要做成匾挂到岳阳楼上去的，所以前面那几个，每个写得很认真，带着很大的压力，越想写好反而越写不好，最后忘了这码事，随手写的，他的水平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么一种心态。也有这样的状况，越想写出一个什么水平来，我非要写一部经典，写一部传世之作，挽起来袖子，结果写出来还是不好，太做作，不放松，作家自身的水平也显不出来。

有时候一种游戏之笔，在写长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随手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成了精品了。所以这种例子在我个人的创作当中有过好几次。卯了劲写一个长篇，结果写出来大家都认为不是特别好，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用那么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写的几个小短篇还受到了很多的好评。所以我想我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在内心深处的这种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忘掉外界的干扰和评价，还是像过去一样，自己认为怎么样写好就按照那样写，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说不好，那没有关系，再继续写一篇。所以还是要从关于郭沫若题写“岳阳楼”这个小故事里面得到一点经验和教训。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希望跟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