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应该为“人”写作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称为 “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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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漫谈（上）

文学创作漫谈（下）

本稿精彩观点：

不后悔手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我为什么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好作品要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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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该为“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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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讲坛。我们大家现在非常关心昨天发生的四川的强烈地震，我想对那么多的伤亡，那么多死难的、受伤的老百姓，我们心里都十分的沉痛。我们也看到解放军指战员奔赴灾区，有一辆车发生了严重事故，造成了战士们的伤亡，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面肯定对他们都格外的崇敬。所以在今天这个讲座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我们共同来为他们祈福，为了灾难更快的过去，为了幸福生活更好的降临。

讲座内容：

一、回应网上争议的“两大罪状”

我今天也确实没想到该讲什么，来的路上打开手机看了一下，看到昨天上午，也是这个时间，在广州的“岭南大讲堂”，我们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著名的教授许纪霖先生，在那里搞了一个很轰动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坚守底线：从莫言的争议谈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我想我先围绕这个问题来谈一谈我的心里话。

不后悔手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为自从我获得了诺奖之后，许纪霖教授一直在对我进行批评，批评得也非常严厉，说我是“平庸的乡愿”，“平庸的恶”，说我是“人格分裂”等等吧，就说我没有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我没有跟人民群众站在一面，我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的良知和道德等等等等。

他给我找了两大罪证就是：第一，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七十周年的时候，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是一百名作家、艺术家每人手抄了一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把这一百个作家艺术家的手迹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印刷得非常的豪华，是豪华收藏版，定价也很高。那么这是我的一大罪状。

那么第二个大罪状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还是去年的时候，给重庆的一个文友写了一首打油诗，后来我自己在微博上也发表过，用自己的微博贴出过，他们认为我这首打油诗是歌颂唱红打黑的，是歌颂薄熙来的。那么关于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实际上也回应过很多次，在国内的这种媒体新闻发布会上，和在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都专门就这个问题澄清，做过我的解释。在去年的上海书展期间，有一个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也专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做了正面的回答。那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当然原话未必跟我今天讲的完全一致。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是一个历史文献，那么这个历史文献的产生肯定是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看待这个历史文献实际上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说你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来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历史文献；一个就是你站在今天的立场，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下来回顾这个历史文献。当然我想这样两个评判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一样。

我非常旗帜鲜明地表达过，我说我抄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文献对中国的革命产生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对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对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很多当时在解放区生活工作的作家，正是因为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包括孙犁的“荷花淀派”，包括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我想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成果。

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很多观点即便站在今天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的。像它讲“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这个你不能说错吧，你无论多么大的天才，你也不可能关门造车。你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离开了生活，脱离了生活，你的创作我看也肯定要走下坡路。另外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是照搬生活，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错，我们今天依然还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深入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家的笔也不仅仅是一个记录的笔，我们作家还是要从生活当中获取灵感，获取素材，然后经过自己的想象经过自己的加工，让它变成艺术品。所以这是这个讲话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另外它讲到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关系的时候，既要“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你不能老是满足“下里巴人”这个状态，不提高，那么永远就是“小放牛“的水平这也不行是吧。如果太“阳春白雪”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老百姓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你这个高雅艺术也没有群众基础，也很难生存。所以这个所谓的高雅艺术跟通俗艺术辩证的关系，我觉得对指导我们今天的创作依然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过分强烈的政治性，过分鲜明的阶级性，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性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历史文献尽管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很多的基本观点还是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去必须坚持的。所以这就是要抄这个讲话我感到不后悔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也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它过度地强调了阶级性，过度地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么这实际上确实是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影响了作品的这种普世价值。阶级的文学在本阶级内可能被奉为圭臬，但是拿给别的阶级去看，可能人家欣赏不了。那么过分强烈的政治性，过分鲜明的阶级性，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性，影响艺术作品普遍地被更多更广大的群众来接受。我想人生活在社会当中，确实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中生活，确实是各种思想都带有阶级的烙印，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不能站到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那势必会使我们的文学也变得非常地狭隘。那就势必影响到人的丰富性和人的复杂性的这种描述。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每个阶级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作为人，只要是作为人，他也有很多共同性。

过去讲“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个话乍一看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也并不绝对是吧。我也觉得这个焦大完全可能爱上林妹妹是吧。那我们共产党革命成功进城以后，很多人不是出身“焦大”吗？进城以后马上换成“林妹妹”了，把自己在农村的，甚至裹着小脚的发妻给抛弃了，然后娶了女学生是吧。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哪有几个平凡子弟的，哪有几个出生于平民百姓之家，大部分都是资本家的小姐，所以我们的共产党进城以后，实际上对这种资产阶级的女学生小姐也是很热爱的，所以这句话“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实际上也并不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人性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父母之爱，儿女之爱，男女之爱，涉及到这种荣辱、羞耻、愤怒、梦想等等人的最基本的情感方式，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人都是相通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能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把外国文学拿过来翻译成中文出版，然后感动我们中国读者的重要的基础。

我们读《战争与和平》，读巴尔扎克的小说，读其他的美国的一些小说，他们写的是外国人，写的也未必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一种群体，但是我们依然会被里面的很多真情来打动，就是因为他描写人的这种共通的感情，写了人的共同性。所以我想实际上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是一种特殊性跟普遍性的统一。这一点我想在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里面也都表述得非常清楚。

全盘否定毛泽东是缺少理智的

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有一年回去以后给我的师弟师妹们讲课，讲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以我觉得，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是我想这个（就像）蚍蜉撼大树，你什么都可以否定，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诗歌你可以不喜欢，但是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你能写出来他那样一种狂飙一样的、龙飞凤舞的那种字体吗？所以我想面对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把他漫画化、丑陋化、魔鬼化，我想实际上是缺少理智的。

所以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不是要讲你这个什么立场吗？不是要讲伦理责任吗？我想一个知识分子重要的立场，重要的伦理责任就是要承认历史、承认现实，你评价今天、评判今天不能切断历史，评价今日的中国不能忘掉过去的中国，你要评判过去的一个人物、过去的一个事件，也不能脱离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你不要自己认为比古人更高明，你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不好，讲得不对，但是那你想想在1941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1941年的时候能讲出这样一篇文章吗？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真的未必。所以现在我想很多教授，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扮演这种高于一切的角色，以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以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实际上我觉得十分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