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下连，不仅仅是为了当兵

不久前，经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规定》下发后部队迅速行动起来，一些领导干部已经下到基层连队。

下连当兵不是新鲜事，我军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不同范围施行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倡议的下连当兵。1958年年初，毛泽东从《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介绍某师政委何云峰下连当兵的通讯，联想到我军实行军衔制后出现军官离兵、机关脱离基层的问题，就在这一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随后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

从毛泽东“管与被管”的生动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用意所在，就是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实际上这也是他自西柏坡进北京提出“赶考”，到晚年一系列做法一直强调的——党和军队“不变质”。

毛泽东的决策有两大动因。一个是创建这支军队的经验。井冈山时期就是因为“军长和士兵一个样”，因此部队激发出一种军阀军队无法企及的精神力量，由此顺利渡过了最艰难岁月。另一个是保证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怎样才能避免军官因环境条件变化而腐化堕落？这是一个重大而又深刻的命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挥之不去的担心。

毛泽东对阶级的产生和消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给红军将领王尔琢的挽联中写道：“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但实际结果却是，党没有因为夺取政权而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没有找到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的生长点，再加上国际国内的矛盾，毛泽东最终把避免党和军队变修的路径标定在阶级斗争上。可以说，高中级军官再过士兵生活，取消军衔制都缘于此。

既然把军官下连当兵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并且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确立起来，为什么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支军队的建设有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制度，也有可变的相对活跃的制度规定，比如根本领导制度、编制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确立的制度规定相对活跃，后者必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军官下连当兵制度就是如此。

那么，今天重开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之门，军委领导的根本考虑是什么？这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关注和思考的。

当代中国有两大根本性变化：一个是人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军，逐渐将治国治军理念引向制度化和有序化；另一个是价值系统和评价体系发生巨大变化，所有变化都必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把两大变化引入下连当兵规定后，我们的思想空间必定大大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