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所说的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简政放权对解决就业问题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车伟:这个现象显现出,目前企业审批手续简化,既方便企业又能够更多吸纳就业人口。创造就业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放活了、限制少了、准入门槛低了,就业无疑就更容易了。企业的增多一方面是就业总量的扩大,资格资质限制的减少意味着适合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企业可挑选的分母增大了,可挑选就业的人才更多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对于促进就业是非常好的。
我国现在出现的就业难,和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即使现在经济已减缓,对于全世界而言,中国的增长率仍然非常高。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就业难?就像总理所说的,现在中小企业的发育不是很好,资格管制太多,各个行业的准入规则特别多,所以限制了很多人的就业。
胡颖廉:我想从从组织行为理论上进行分析,一个人要同时具备“想就业”、“值得就业”和“能就业”三个要素后,才能成功就业或创业。然而,当前我国各领域还存在阻碍就业创业的因素,比如市场不正当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较多,就业和创业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值得做;再比如在创业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偏高,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过多,不能做。因此,简政放权,“多管宏观、少管微观”的理念,实际上是在为就业创业者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激励其投资创业。具体而言就是“一增一减”,一是做好市场监管,二是减少行政审批。
王江松:总理的分析是客观的,中小微企业已经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但是,由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对这些企业的挤压,由于对这些企业过度的行政控制以及一些贪腐干部“敲骨吸髓”,这些年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一些企业主收摊后投资移民,很多企业把沉重的代价转移给劳动者和自然环境,疯狂地捞一把后就“跑路”,这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简政放权、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无论对于我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对于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就业增长,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冲破现有经济和利益格局的阻挠,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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