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微博与政治（8）

根据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关于网上博客和网络社区的报告，微博的主要用户是学生（32.5%为高中生、23.6%为本科生、21.1%为研究生），他们主要用微博来打发时间。如果按照年龄对其进行划分，则有45.7%为“90后”、40.8%为“80后”。这意味着微博中“围观”群体的大多数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中产阶级毫无疑问不是“围观”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很少上网的农民则更是与“围观”群体不沾边。中年人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或者报纸来了解新闻，而不是上网。这种数字鸿沟才真正限制了网络民意的影响。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缺位，使得网络抗议很难延伸到线下生活。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建立起的更加彻底的“反霸权”倾向，可能会对中国的下一代人造成影响。

目前为止，微博抗议主要由个体的、孤立的事件组成，这些突发性的轰动事件能够提高关注率和销售额，但是这些孤立、随机的事件却没有形成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在每一个微博公众事件当中，围观的焦点都是“事件是如何最终解决的”，所有的事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都经历了“关注→兴奋→冷→遗忘”的循环。网民的“围观”就好像是在看电影，他们只对事件的戏剧性感兴趣。如果他们只是抱着“找乐子”的态度来“围观”，那么他们不会形成任何共同利益，也不会形成任何寻求结构性变革的需求。

拉里 戴蒙德认为：当社会政治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机尚未成熟之前，技术并不会导致民主；相反地我们会发现，互联网成为了一种“问责”技术，网络民意用它来强迫政府更加负责。他的观点主要就是依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且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对民意压力似乎更加敏感，大多数主要的互联网抗议都以对相关政府官员的惩治收场。那么真的是这些抗议使得政府更加负责了吗？对于单独的事件来说，答案是“是”；但是对于整个体系而言，答案是“否”。参照时下流行的词汇“微革命”，我们把（政府的）这种让步叫做“微改革”或者“微负责”。问题在于，“微负责”越多，民主化的压力就越低；如果事件最终总是或多或少地按照网民的期许得以解决，网民们总会感到满意。那么如果你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能获得政府的“公正”的服务，那么就显然没有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的理由了。

结论

在中国，微博提供了“阵地战”的理想战场。借助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主要微博事件，我们已经讨论了微博的主要特性：意见领袖的出现、与传统媒体的密切相关以及政府的不作为。

实名认证和转发功能促成了意见领袖的出现，这些领导者从反官方的视角提出想法，并号召粉丝们“围观”公众事件，在推动“阵地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微博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个性化和碎片化。

微博中传统媒体的密切介入扩大了“阵地战”的战场。当微博涵盖了报纸、杂志、电视之后，更多的特殊事件被曝光在大众眼前，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民意压力。传统媒体新出现的商业兴趣也导致了对事件现实的夸大和伪造，这有可能会损害微博的信任度。

在我们讨论的所有事件中，除了上海大火事件之外，政府都神秘地从视野中消失了。现行制度没有应对微博中压倒性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有效办法，这很明显地表明它正在失去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看到网络审查在“放开”与“收紧”之间的循环。

“围观就是力量”和“微博改变中国”是当今中国网络抗议的核心准则。就短期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围观”事件，但是并没有看到很多“中国正在改变”的迹象。尽管中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了4.35亿，几乎占了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依然存在着数字鸿沟，网民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在“围观”群体之外。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停留在“新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带来推翻政权的大规模街头示威”，相反地，我们要关注新技术所带来的公共领域，在那里反“霸权”才有着显著的发展。从葛兰西的霸权视角，在长期我们可能会看到，微博中将会出现一场官方“霸权”与反“霸权”此消彼长的拔河战。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童燕齐、雷少华著。北京大学党办校办任羽中、王浩译。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胡斯羽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