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微博与政治（7）

思想各异的意见领袖的出现也有好的方面：为不同群体之间开展直接辩论提供了支持。那些已经先入为主的人不会再被说服，但是“打嘴仗”过程中出现的对立意见却会对那些立场未定的人造成影响。对于已经有立场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极化”的过程；但是对于那些立场未定的人而言，这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视角。同样，当一方在网上散播谣言的时候，另一阵营的人也会努力澄清批驳，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这类谣言信息的可信度。

媒体的参与——扩大化的战场

微博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传统媒体在微博中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的官方微博，所有的记者也都有自己的私人微博；读者密切关注着新闻媒体的微博，新闻媒体也更密切地关注公众的微博来寻找新闻热点。一旦微博中出现了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传统媒体会立即跟进并给予大量报道。有时候，正是新闻媒体引发了网络抗议。微博中传统媒体的密切参与，会进一步扩大民意压力，并推进特定事件的尽快解决。某种意义上，一些媒体也加入了那些“叛变”的专业知识分子阵营，加速了政府“霸权”的瓦解。

媒体参与微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商业性。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促使所有的媒体都要以利益导向为标准（林奇1997, 韦斯特兰2010，杨2009:119-120,斯若克曼2011），接受率（销售额、收视率和点击率）是编辑考虑的第一要素。许多年轻的计件工作的记者，在销售量最大化和“不越线”（政府的限制）之间的狭窄地带艰难地生存着。因此伪造一些因地方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社会不公的事件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这既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又不会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想给地方政府“敲警钟”的事件中，这类报告往往更容易“通过”。

有时候，过分“热情”的记者们会夸大或者修改事实来煽动公众注意力。例如在宜黄事件中，凤凰卫视的记者扮演了一名“导演”，“导演”了钟姓姐妹的行为并加剧了冲突（而不是缓解冲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博客用户“围观”，这名记者的名字也一夜之间在微博上变得家喻户晓。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和“复旦18驴”事件中，记者们也断章取义，甚至编造新闻，刻意强调当事人和他们的政府背景，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和报纸的销量。

政府的不作为

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拥有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微博中，很少看到政府的影响。每天数百万条的政治类帖子，大部分都是反政府的。微博的实名认证系统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名人来到“前台”，但是尽管这些人在微博上表现出了压倒性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微博上的发言而被逮捕。少数激进分子被逮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博客消息。政府并不想冒险承担逮捕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影响。

这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可能是：政府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阵地战”，以及它的确正在失去其“霸权”地位。它坚信只要控制了硬性的审查制度，就消灭了发生街头示威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意见领袖们不采取有组织的（现实）对抗，他们就可以自由发表言论。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不作为是因为地方公安局已经进行了网络监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稳定是第一要务，只要没有煽动街头示威，他们压根儿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能力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打一场意识形态战。

截至2010年8月，还只有41个政府机构（不包括公安局）开设了新浪微博，另有60所公安局开设了微博，但只是在需要危机管理的时候用于专门发布官方消息。例如在钱云会事件之后，乐清市公安局设立了微博账户来发布官方消息，但是在事件结束后，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一般而言，承担着越多的民意压力的机构（例如公安局或者环保局）就越倾向于在危机发生时开设官方微博。当然，在最近的一两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官方微博，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微博的重要性，但这些微博到底拥有多少真实的话语权还有待观察。

“阵地战”的局限

微博公众事件的关键在于“围观”的力量，这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民意压力。但是“阵地战”所要采取的主要策略则需要慎重考虑。为了更好地评估“围观”对政治的深层变革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认清“是谁在围观”和“他们在围观谁”。

皮帕 诺瑞斯提出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概念，这对于一国内部也同样适用。中国上网的成本很低，因此穷人和富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这种区别，真正的区别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休闲时间多的人”与“休闲时间少的人”之间。对于受过较少教育的人或者中年用户，学习使用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是一个难题；对于肩负着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的中年人和中产阶级，缺少时间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上网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