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微博与政治（2）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