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4）

（六）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六个阶段为发展期。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而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宣布，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1997年至今，又有十余年过去了。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再出现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所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历史证明，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态——中国不再会因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社会动荡，而这恰恰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前提。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群像的基本特征

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的特征。

（一）传统与现代的颉颃。传统与现代这一对主题，已经缠绕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显然，如果我们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对立与排斥的两极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或者视为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5](P18)。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和现代仍是一对相互颉颃的主题，但1919年五四时期讨论的传统与现代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区别；而今的中国人所以更为现代，就表现为不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会为了“恭迎”现代而彻底抛弃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虽然仍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是能够共存共生的。不仅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传统和现代的心理特征是能够同时并存的，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间传统文化确实在许多地区都展现出了互为依托的现象。

（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中国人，是因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更多的人都感受到了希望所在；但现实又难以令人人满意，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当然，经过三十年来的嬗变，中国人不再固执于某一个极端，既不会因屈从现实而放弃理想，也不会因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相反，他们往往会力求在两极之间寻求某种兼顾。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们在对比尔·盖茨顶礼膜拜的同时，依旧对苏联时代的英雄保尔·柯察金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盖茨视为现实世界的榜样，而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6]。与此相似，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青少年的择业观念中，理想和现实也一直处在一种有限度的张力之间：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但他们最想当的是企业家[7]。这说明多元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国人行为选择的标尺。

（三）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即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8](P147)。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却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9](P317)。

（四）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东西方冲突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天朝”心态。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引领工业文明及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理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大冲突和大融合。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不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留下二元性的结构特征。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或是家族主义的，或是情境或关系主义的，1949年后则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公民在社会互动中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能外。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国人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力求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这又为集体主义留出了生长的空间。可以相信，如果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同时，理性化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一定能够走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四、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在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会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第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因为改革开放，促使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因为改革开放，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思想震荡和心理失衡，对于1978-1989年间的改革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所发生了剧烈的动荡，1988年的经济大恐慌和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都为之写下了注脚。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十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国人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素养，已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10]。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在目前的社会巨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